作者：季鎮淮
韓愈作《師說》的時候，有人以爲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致是可信的。這年韓愈35歲，剛由洛陽閒居進入國子監，爲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範圍，形成一個廣泛性的運動，他儼然成爲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於唐德宗統治的後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爲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的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韓愈由於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複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的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和仕宦的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並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的時候（796—798），先教李翱學古文；由於
孟郊的介紹，不久又教
張籍學古文。後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
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後，仕途不通，到洛陽閒居（800—801）。向他請教的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餘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爲了“廣聖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度對待一切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爲這並不是什麼“禮逾”和“情過”的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樣做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養的表現，做人與作文應該是一致的。他進了國子監後，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後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後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爲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爲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誹謗，表示憤慨，也爲向他請教的青年擔憂。《師說》的最後一段，聲明寫作的由來，說這是爲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他是藉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覆和嚴正的駁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這篇文章裏，他首先（第1段）肯定從古以來師對於任何人總是不可少的，因爲人不能“生而知之”，誰也不能沒有“惑”──茫然不解的東西。因此，他認爲師並不是什麼特殊人物，而是一種“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他還認爲人人都可以爲師，沒有社會地位（貴賤）或年齡（長少）的限制，只問他有沒有“道”，有就可以爲師，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嘆古來的“師道”久已失傳。現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於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後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於師”的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說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於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於自己，“則恥師焉”：這就是他們的不明。又有一種現象，廣大的各行各業的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爲恥；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談到誰是師，誰是弟子，則大家共同非笑，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云云，這又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的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聖人”沒有一定的師，孔子的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個人裏面，一定有一個人是他的師。因此，作者得到另一個重要的論點，師和弟子的關係是相對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這就是說，弟子可以爲師，師也可以爲弟子。所以師和弟子的關係的存在，最後結論很簡單，不過是因爲“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的緣故。這也還是前文所提出的論點，即能者爲師。
由此可見，《師說》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誹謗者，更可貴的是提出了三點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師是“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爲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係是相對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師。這些思想把師的神祕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弟子的關係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和他後來發展的“道統”思想矛盾的。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的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說》的流佈，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後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作，不斷地遭到當權者的排擠。
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在監察御史的職位，第一次被當權的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就是在作《師說》一年後。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複雜，但照柳宗元所說，這篇《師說》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爲他由此“狂名”更大，爲更多的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後學這一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和以後，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麼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爲韓愈辯解，說他“非好爲人師者也”（《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這是說，由於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的。又有人以爲韓愈“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受業解惑爲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俞文豹《吹劍三錄》），這是指韓愈把師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說》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爲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當時的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