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名揚海內 科舉不順
歸有光，字熙甫，號震川，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臘月二十四日生於江蘇崑山一個日趨衰敗的大族之中。他八歲時，年僅二十五歲的母親就丟下三子兩女與世長辭，父親是個窮縣學生，家境急遽敗落。也許就是這種困境，迫使年幼的歸有光過早地懂得了人間憂難，開始奮發攻讀。歸有光自幼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十歲時就寫出了洋洋千餘言的《乞醯論》，十一、二歲“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歲應童子試，二十歲考了個第一名，補蘇州府學生員，同年到南京參加鄉試。“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的歸有光，（王錫爵《明太僕寺丞歸公墓誌銘》）開始時對舉業滿懷信心可是，鄉試卻連連落第，五上南京，榜上無名，其間慘淡經營，寒窗十五載，三十五歲時才以第二名中舉。此時的歸有光已是縱觀三代兩漢之文，遍覽諸子百家，上自九經二十一史，下至農圃醫卜之屬無所不博。歸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詩歌、張子賓的制藝被譽爲“崑山三絕”。當時主試江南的張文毅謂歸有光是“賈（誼）、董（仲舒）再世”。以歸有光的才學和聲望，考取進士應是勝券在握了。在鄉試高中的同年冬天，歸有光僱上車馬日夜兼程北上，準備應第二年的禮部會試。誰知這次會試竟是名落孫山。南下還鄉後，他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開始了一邊讀書應試，一邊談道講學的生涯。四方學士紛紛慕名而來，少時十幾人，多時百餘人。歸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貧，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維持生計。居安亭期間，王氏治田四十餘畝，督僮奴墾荒，用牛車灌水，以所收米糧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讓歸有光專心講學。歸有光縱論文史，談經說道，一時間弟子滿門，海內學者文士皆稱歸有光爲震川先生。 震川先生名揚海內，連恃才居傲的徐文長對歸有光也肅然起敬。一日，狀元出身的禮部侍郎緒大綬回鄉招請徐文長聚會。可是從黃昏一直等到深夜，徐文長才遲遲而來。問其緣由，說“避雨一士人家，見壁門懸‘歸有光今歐陽子也’，迴翔雒讀，不能捨去，是以遲耳”。緒大綬命僕人取那軸歸有光的文章來，張燈快讀，相對歎賞，至於達旦。（張傳元、餘梅年《歸震川年譜》）然而，歸有光的命運卻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會試，次次遠涉千里而去，一連八次都是落第而歸。其間四十三歲時，失去了最心愛的長子，時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勞任怨、與己分憂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這位名揚海內的古文家長期拋棄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喪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艱難。不過，坎坷的生活，倒也磨鍊了歸有光深沉堅毅、不屈服於權勢與惡運的性格。
不附權貴 勇抗鉅子
明代科舉場上舞弊之風甚盛，雖不重唐代的行卷之習，但是有宗師和大官僚的提攜是仕進的重要捷徑。歸有光久困場屋，對這一科舉內幕應是十分明瞭的。可是，他卻絕不從旁門邪道躋身仕途。鄉試中舉時的宗師張文毅對歸有光十分欣賞，他爲歸有光後來三番五次不能中式深感惋惜，幾次“欲以舊誼招致之”，然歸有光“卒守正不一往”。（計東《順德府重建歸震川先生祠堂碑記》）歸有光屢不中式時，明穆宗尚未登位。穆宗身邊的一位寵幸的宦官慕歸有光之名，讓侄子拜歸有光爲師，並幾次讓歸有光進京私謁這位宦官，都被歸有光斷然拒絕。穆宗登位後，這位宦官權勢更大，歸有光仍然絕不與之往來。（張傳元、餘梅年《歸震川年譜》）歸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權貴的品格，表現在他整個人生的各個方面。在古文領域裏，他始終堅持己見，不爲羣言所惑，敢於與當時統治文壇的“鉅子”相抗爭。
明代自開國之初的
劉基、
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後，文壇上就開始瀰漫起一股浮飾摹古的風氣。從永樂到成化的幾十年間，久居館閣的“三楊”（士奇、榮、溥）統治文壇，提倡昌明博大的文體，作文雍容華貴、平庸空泛，號稱“臺閣體”。於是有
李夢陽、
何景明爲首的“前七子”起來反對“臺閣體”。他們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句摹字擬，以佶屈聱牙爲高古。李、何七子致力於詩，散文並非所長，但是聲勢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間，
李攀龍、
王世貞等“後七子”又繼“前七子”而起，推波助瀾，變本加厲，摹古之風愈演愈烈。歸有光就是在這種散發着黴臭的摹古風氣中異軍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於反抗潮流的正直文學家。
王世貞和歸有光是同鄉人，比歸有光稍晚。但王世貞從二十二歲進士及第後，官運亨通，步步高昇，官至南京刑部尚書，以雄才博學，領袖文壇。
錢謙益說：“元美（世貞字）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遊道之廣，聲力氣勢，足以翕張賢豪，吹噓才俊。於是天下鹹望走其門，若玉帛職貢之會，莫敢後塵，登壇設墠，近古未有。”（《列朝詩集》）這時的歸有光，雖已頗有聲名，但畢竟還是一個身處窮鄉僻壤的布衣老儒。同是用錢謙益的話說，是一個“獨抱遺經於荒江虛市之間”的“老舉子”。就是這樣一個鄉間窮儒生，竟然敢與不可一世的王世貞抗爭。歸有光在《項思堯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貞的言辭十分激烈，其中說：“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鉅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鉅子以倡導之歟？”歸有光公開把王世貞譏之爲“妄庸鉅子”，王世貞得知後甚爲惱火，說：“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歸有光毫不客氣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見《列朝詩集小傳·震川先生歸有光》）王世貞在晚年完全改變了對歸有光的看法，在爲歸有光像寫的《歸太僕贊》序中說：“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代名家矣，”贊雲：“千載有公，繼韓、歐陽。餘豈異趨，久而始傷。”他在給歸有光古文很高評價的同時，也道出了自己的“遲暮自悔”之情。歸有光用自己的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使他的對手爲之折服。
晚年入仕 兢業守職
歸有光雖然“八上公車而不遇”，但還是不願甘休，因爲科舉取士畢竟是封建社會下層文人仕進的唯一出路。嘉靖四十四年（1565），歸有光第九次參加會試時終於中了個三甲進士，這時年已六十。滿腹詩文經義，一心想爲國出力的歸有光雖年已花甲，壯志依舊未衰。因爲是三甲，不能授館職，只能到僻遠的長興當知縣。長興地處山區，長期沒有知縣，大小事務都由胥吏把持，豪門大族勾結官府爲非作歹，監獄裏關滿了無辜的百姓，盜賊公行，民間雞犬不寧。當時有人勸歸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換，但他卻毅然前往。他到長興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興辦學校，培養後進。第二件事是整治惡吏，平反冤獄。把無辜辦了死罪的三十餘人省釋出獄，爲無辜受誣入獄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魚肉百姓的惡吏和捕卒快手嚴加法辦。每次審判聽訟都讓婦女兒童環立案前，不用官話而用吳語審訊，以便百姓申訴。常常當堂決斷，而極少具獄。對已入獄者按律令給衣食。一重囚母死，歸有光准許他回家料理喪事後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喪事後不聽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歸有光一心想學習兩漢循吏，做廉潔剛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擱置不辦，而“直行己意”，他公開在《長興縣編審告示》中宣佈：“當職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撫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譭譽，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長興的短短兩年中，歸有光實實在在爲百姓做了幾件好事，深受百姓擁戴。
隆慶二年（1568），六十三歲的歸有光遷順德通判。按明制，“進士爲令，無爲遷倅”。所以歸有光的升遷實爲重抑。歸有光曾氣憤地說：“號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既是剛正不阿，又是守職安分，這是歸有光性格的兩個方面。他雖然對遷升順德通判大爲不滿，但一到任上卻還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他利用馬政通判的清閒，廣閱史籍，採訪掌故，修了一部完備的《馬政志》。隆慶四年（1570），歸有光到北京朝賀萬壽節，同年升爲南京太僕寺寺丞，但1750年仍然留在北京掌內閣制敕房，纂修《世宗實錄》。歸有光正恨“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藏書樓，讀到內閣所藏異書。不幸，正在這大開眼界準備顯露自己的才華，以遂平生之願的時候，卻被病魔纏身。他雖然帶病堅持了一段時間，但終於在第二年（隆慶五年，即公元1571年）抱恨死於北京，時年六十六歲。
著作繁富 散文揚世
歸有光一生著作繁富，涉及經史子集各部，但是其主要成就則在散文創作上。清代史學家王鳴盛在《鈍翁類稿》裏，從散文發展的角度評價了歸有光的貢獻：“明自永、宣以下，尚臺閣體；化、治以下，尚僞秦、漢；天下無真文章者百數十年。震川歸氏起於吾郡，以妙遠不測之旨，發其淡宕不收之音，掃臺閣之膚庸，斥僞體之惡濁，而於唐宋七大家及浙東道學體，又不相沿襲，蓋文之超絕者也。”歸有光的散文“家龍門而戶昌黎”，（錢謙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博採唐宋諸家之長，繼承了唐宋古文運動的傳統，同時又在唐宋古文運動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他進一步擴大了散文的題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引進了嚴肅的“載道”之古文中來，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聯繫起來。這樣，就容易使文章寫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給人以清新之感。尤其是一些敘述家庭瑣事或親舊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寫得樸素簡潔、悱惻動人，“使覽者惻然有隱”。幾百年來，人們讀到歸有光的《寒花葬志》、《項脊軒志》、《先妣事略》、《亡兒?孫壙志》、《女二二壙志》、《女如蘭壙志》等文，無不爲之深深感動。歸有光的這些敘事散文，在當時一味摹古浮飾的散文園地中，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給人以美的享受，爲散文的發展開闢了一片新的境界。
歸有光善於捕捉生活中貌視十分平常的細節和場面，寥寥幾筆，形神即現，給人難忘的印象，且在平淡簡樸的筆墨中，飽含着感人至深的真摯感情。譬如著名的《寒花葬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