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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評價

作者:佚名 學問大家 首先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晁錯最早是學“刑名之學”的,什麼叫“刑名之學”呢?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學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說晁錯是政法學院或者政法系畢業的。因爲學習成績還不錯,而且主要是文字工夫好,就當上了太常掌故。我們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講究判決書的起草,要求判決書寫得很有文采,晁錯很有文采,所以選他做太常掌故。 晁錯時來運轉是什麼時候呢?是被太常選拔去讀《尚書》。我們知道,由於秦始皇焚書坑儒,古代的典籍失傳,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間,傳人一代一代地沒有了。到了漢文帝的時候,懂得《尚書》的只剩下一個人,叫做濟南伏生,但是等漢文帝找到這個人的時候,他已經九十多歲了,不可能把他請到朝廷來,怎麼辦?所以只好下命令說: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嗎?選拔一個可造之材,到濟南伏生家裏去學。蒼天有眼,太常寺選中的就是晁錯。晁錯在濟南伏生家,跟着濟南伏生學了《尚書》,這就是儒家的學說,他原來學的是法家的東西,現在又學了儒家的東西,這叫做學貫儒法,學問大長,名聲也大長,回到朝廷以後,說起話來是頭頭是道。漢文帝說這是個人才啊,這個人才不能浪費了啊,那就去輔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後來的漢景帝,於是就任命晁錯做了太子舍人,後來又做了太子門大夫,後來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個什麼級別呢?算是一箇中層幹部。 智慧之人 晁錯是一個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別好,能言善辯,他進了太子府以後,太子嘛,他是儲君,就是他等着做皇帝,他平時不管事兒,他沒什麼事兒做,晁錯又一肚子學問,就天天跟太子談學問,談得太子對他有點崇拜,經常和他坐而論道。太子的家人也對他有點崇拜,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智囊”。 晁錯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也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他非常關心國家大事,他雖然在太子府裏面做一個家令,或者還只是做一個門大夫等等,官職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憂國”,他時常研究國家大事,向漢文帝提出各種各樣的建議,他給漢景帝上了好幾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是談兩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邊,一件事情是勸農,這篇疏文後來被收入《漢書》的時候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錯的本傳,一部分收入《食貨志》,收入《食貨志》的後來被命名爲《論貴粟疏》。《論貴粟疏》是一篇有名的文章。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晁錯,他又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有辦法的人,還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正因爲他是一個有學問的、有思想的、有能力的、還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註定了他會來趟朝政這汪“渾水”,他一定會來管這個國家的事情。 晁錯的第一個問題,是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他在太子府的時候,和朝中的大臣關係就不好,我們看《史記。晁錯列傳》裏面有這樣一句話:說袁盎及諸大功臣都不喜歡晁錯,很不喜歡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裏面不過做個舍人,門大夫,家令,並不是什麼職權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員,只不過喜歡發發議論而已,大家都不喜歡他,一旦他進入中樞,擔任重要職務的時候,結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漢文帝駕崩,漢景帝繼位以後就重用晁錯。因爲漢景帝覺得晁錯是一個“智囊”,所以漢景帝一上臺,第一件事情就任命晁錯爲內史。內史是個什麼官呢?內史負責的是京城地區所有的行政工作,相當於現在一個首都市的市長,所以晁錯是越過了副部級,直升正部級。這樣一來,晁錯恐怕是有點得意忘形,至少是有點趾高氣揚,仗着漢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見,不停地提建議,今天要改革這個,明天要改革那個,漢景帝還言聽計從,都採納他的建議,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大臣就不太高興了。 能言善辯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政治,它有官場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規矩,而漢代的政治在漢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國理念爲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張清靜無爲,主張一動不如一靜,主張以柔克剛。總而言之是不喜歡折騰,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漢初的那些高級官員基本上是貴族,或者功臣,有的是當年跟着劉邦一起打天下的,雖然能力不一定強,但是熬熬年頭也就慢慢地熬上來了,所以大家對於像晁錯這樣一個靠着能言善辯、誇誇其談就青雲直上的傢伙,看不上眼。所以晁錯這個時候應該怎麼樣呢?應該夾起尾巴做人。他不,今天改革,明天變法,像根“攪屎棍子”,攪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寧,大家對他就忍無可忍。 第一個被惹毛的是當時的丞相申屠嘉,申屠嘉惹毛了以後,找了個岔子就要殺晁錯,找了個什麼岔子呢?晁錯不是當內史嗎?那就是首都市的市長,內史有一個辦公機構叫內史府,內史府有一個門朝東邊開,晁錯覺得這個門朝東邊開,出出進進不方便,他就南邊開一個門,南邊是什麼?南邊是太上皇的廟,南邊開一個門就把太上皇的廟外面圍牆打一個洞,申屠嘉想,好傢伙,太上皇頭上動土啊,大不敬。於是商量說,我們明天上朝的時候彈劾他。不知道這個消息怎麼就走漏了,晁錯得到消息之後連夜進宮去見漢景帝,就把情況都說了,漢景帝說:這個事情朕給你做主了。 第二天,一上朝,丞相申屠嘉把這個事提出來,漢景帝說:哎呀!這個事兒朕知道了,這個晁錯他是在太上皇廟的牆上開了一個洞,不過那個牆不是內牆,那是外牆。那我們大家都是北京人,知道北京,看看就知道,故宮、太廟都是一圈一圈的好多牆,他開的是最外面的那個,沒戳到裏面去,外面那個地方是幹什麼的呢?是安置閒散官員的,沒什麼了不起的。最後漢景帝說了一句關鍵的話,這個事是朕讓他做的。申屠嘉沒有話說了,回到家裏吐血而死。就是晁錯一上臺就氣死一個宰相,申屠嘉是什麼人啊?申屠嘉是跟着高祖劉邦打天下的功臣啊,這樣的人都搞不定晁錯,還誰能擺平他?晁錯,我們可以想象得出,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寵驕人,不把別人放在眼裏。 這裏順便要說一下這個申屠嘉,他不是小人。我們去看《史書》對申屠嘉的評價,申屠嘉這個人是一個非常廉潔的清官,叫“門不受私謁”,什麼叫“門不受私謁”?就是他在自己家裏頭是不接待客人的,其他的官員你不要到我家裏來談事,有事咱們上朝,到辦公室去談。袁盎曾經找過申屠嘉,申屠嘉說:袁公有什麼事嗎?公事明天到辦公室找辦事員談,如果是私事,本丞相無私事,清官嘛,所以這件事情申屠嘉在這個朝廷當中威望是很高的。你得罪了申屠嘉,你就得罪了一批正人君子。比方說後來聯名上書要殺晁錯的廷尉張歐,什麼人,大好人,廷尉我不是說了,是司法部長兼最高法院院長,他辦案子有一個原則,就是他拿了這個判決來了以後,他要看,看了以後,他發現如果這個案子有疑點,比方說證據不足,程序不對,發回去重審,如果交上來的案卷左看右看都挑不出毛病,那確實是證據確鑿,這個人也確實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能赦免他,他會親自到監獄裏去宣讀判決書,流着眼淚,一邊哭,一邊讀,說你犯了什麼滔天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然後弄點好酒好肉伺候你上路吧。是這麼一個人,你想這樣一個人都主張殺晁錯,你說晁錯得罪人得罪到什麼程度了,我們可想而知了。 性情耿直 從政的晁錯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然而他的性格使他無法成爲一個真正的政治家。 那麼晁錯爲什麼不得人心呢?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政見不和,他主張削藩,其他人主張不動,“道不同,不相與謀”。第二個原因,性格不好,性情耿直,比較認死理。史記和《漢書》講到晁錯的時候都用了四個字:峭、直、刻、深。峭,什麼意思呢?嚴厲;直,什麼意思呢?剛直;刻,什麼意思呢?苛刻;深,什麼意思呢?心狠。一個人又嚴厲,又剛直,又苛刻,又心狠,討人喜歡嗎?不討人喜歡。誰會喜歡這樣的人呢?誰會跟這樣的人成爲好朋友呢?這樣的人怎麼會有一個好的人緣呢,而沒有一個好的人緣,你怎麼能在政府裏面混呢?這就是晁錯性格上的原因。 晁錯的這個性格,我們在電視劇《漢武大帝》裏面也看到有表現。晁錯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後,朝野譁然,晁錯的父親就千里迢迢從潁川趕到長安來找晁錯,他是這樣說的:“必須這樣做呀!不這樣做,天子就沒有尊嚴,國家就不得安寧。”那麼這個情節表現了什麼,表現了晁錯的忠心耿耿,晁錯是一個既忠心耿耿,又深謀遠慮的人。按說這實在是國家的一個棟樑。但是晁錯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謀遠慮都有一點問題,什麼問題呢?他是爲國深謀遠慮,爲自己一點都不深謀遠慮,所以《漢書》對他的評價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而自己要倒黴了,他都不知道。這樣的人,按照我們一般來說的道德標準,這是一個大好人啊,大公無私,一心爲公,一往無前,奮不顧身,這不是很好嗎?怎麼不好呢?這裏面有一個問題,就是不能爲自己考慮的人,他往往也不能爲別人考慮,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國情。國家是什麼?國家是具體的人民構成的,人民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你不瞭解人,你就不能以人爲本,所謂以人爲本,你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夠沒有人之常情,一個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裏的人,往往也不把別人的生命放在眼裏,一個不把自己的生命當回事兒的人,也不會把別人的生命當回事兒,你既然不能把別人的生命當回事兒的話,你怎麼爲民衆謀福利呢?一個連自己都保衛不了的人,你能夠保衛國家嗎?所以對於這樣一種奮不顧身,我們要一分爲二地來看,承認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忠心不二   忠心耿耿又有什麼問題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會有這麼一個問題,我既然是一心爲公的,誰反對我,就是一心爲私,我既然是忠臣,誰反對我,那就肯定是奸臣,他就會以自己來劃線了,他就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了。而一個人不能夠聽取別人不同的意見,他就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兼聽則明嘛。那麼你要兼聽的話,你就不能說我是一心爲公的,你們是一心爲私的。晁錯就是這樣,這是不是有問題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他那個一往無前,一往無前我們以前也認爲是一個很高尚的品德,當然我們某些時候是需要一往無前,需要奮不顧身的,也需要執着,需要認死理,但要看什麼人,什麼事兒,什麼情況,比方說你做學問,執着是好的,爲什麼呢?追求真理,一個學者,一個科學家,一定要執着,一定要認死理,我認準了這個,我就這條道走到黑了,我不碰到南牆,我絕不回頭,也許就在我探索過程中,我還沒有碰到南牆的時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須是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該堅持的時候堅持,該妥協的時候妥協,該讓步的時候讓步,該迂迴的時候迂迴。而且政治家要考慮的問題,一件事情不僅僅是該不該做,而且還要考慮能不能做,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這是一個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質,他得看三步。而晁錯是執着,堅持,認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對的,就是要做,能不能做,他不考慮,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也不考慮。 而漢文帝是考慮的,所以他一再向漢文帝上書,漢文帝不採納,後來晁錯給漢文帝上書的時候寫了這樣一句話:“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就是說我是一個很狂妄的人,我說了一些狂話,請英明的皇上來做出決策。漢文帝批示是什麼呢?漢文帝批示說:“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就是一個國家最糟糕的是什麼?是提意見的人其實並不狂,但是做決策的人他糊塗,這就糟糕了。所以漢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議歸建議,決策歸決策,建議沒有狂不狂的問題,什麼建議你都可以提,但是決策有英明不英明的問題,決策不能不英明,這個道理文帝懂,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結果是什麼呢?採納晁錯的削藩策,而且讓晁錯自己來主持這項工作,這一下子麻煩就大了。
晁錯(前200年----前154年),是西漢文帝時的智囊人物,漢族,潁川(今河南禹縣城南晁喜鋪)人。漢文帝時,晁錯因文才出衆任太常掌故,後歷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師)、賢文學。在教導太子中受理深刻,辯才非凡,被太子劉啓(即後來的景帝)尊爲“智囊”。因七國之亂被腰斬於西安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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