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作特色

作者：佚名 政論、抒情和藝術統一 他的許多詩既是抒情，又是議論，但不涉事實，議論亦不具體，而只是把現實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提出問題，抒發感慨，表示態度和願望。他以政論作詩，但並不抽象議論，也不散文化。 豐富奇異的想象 在他的詩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爪怒”、“靈氣怒”等等，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寫落花，使引起傷感的衰敗的景物，變爲無比壯麗的景象，更高出尋常的想象之外。“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己亥雜詩》），則從衰敗中看出新生。“天命雖秋肅，其人春氣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觸，得十五首》），從沒落的時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形式多樣，風格多樣 詩人自覺地運用古典詩歌多種傳統形式，“自周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實際他寫得多的還是五七言“古體詩”，七言的“近體詩”，而以七言絕句爲大宗。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衝口而出。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得最突出。作於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雜詩》[2]315首，獨創性地運用了七言絕句的形式，內容無所不包，詩人的旅途見聞，以及生平經歷和思想感情的發展變化，歷歷如繪，因而成爲一種自敘詩的形式。它們可以作爲一首詩讀。由於作者這種充分地、富於創造性地運用，自然地使七言絕句成爲一種最輕巧、最簡單、最集中的描寫事物、表達思想感情的形式。複雜深刻的思想內容，多種多樣的語言形式，是龔詩風格多樣化的基礎。“從來才大人，面貌不專一”（《題王子梅盜詩圖》），詩人是以風格多樣化自勉和自許的。他的古體詩，五言凝鍊，七言奔放；近體詩，七言律詩含蓄穩當，絕句則通脫自然。 語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 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麗，沉着老練，有杜韓的影響，有些篇章由於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龔自珍先進的思想是他許多優秀詩篇的靈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使龔詩別開生面，開創了詩的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不同於唐宋詩，實開近代詩的新風貌。龔詩在當時欣賞的人不多，它的影響始大於晚清，主要由於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與思想政治內容結合，又不落於以文字、學問、議論爲詩。龔自珍文在當時比詩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議，目爲禁忌，不敢逼視。除幾組學術論文外，它們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論文。有些“以經術作政論”，“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學派的觀點與現實的政治聯繫，引古喻今，以古爲用。如《乙丙之際箸議七》、《乙丙之際箸議九》和《尊隱》等，都是公羊“三世說”的運用。有些則是直接對清王朝腐朽統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論》；以及各種積極建議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議》、《對策》、《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類是諷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館記》等。還有許多記敘文，記人、記事、記名勝、記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狀》、《書金伶》、《王仲瞿墓誌銘》、《書居庸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等，內容不同，都富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