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官經歷

作者：佚名 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籤書淮南(江蘇省揚州市)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事、舒州(今安徽省安慶市)通判，旋又外調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江西、安徽一帶]，江寧知府（江蘇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經歷，王安石認爲宋朝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爲例，王安石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學善文見稱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悅爲謀士，以曾布、鄧潤甫、章惇、章衡、蔡確、呂惠卿等爲變法派的中堅力量。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王安石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爲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爲，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堅持他的這一見解，“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爲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爲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併、便趨農爲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爲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爲，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併、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應的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三經新義》，也稱“荊公新學”，爲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經歷，王安石認識宋朝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於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閒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鬱然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