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治學蘇轍生平學問深受其父兄影響，以儒學爲主，最傾慕孟子而又遍觀百家。他擅長政論和史論，在政論中縱談天下大事，如《新論》（上）說“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分析當時政局，頗能一針見血。《上皇帝書》說“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亦切中肯綮。史論同父兄一樣，針對時弊，古爲今用。《六國論》評論齊、楚、燕、趙四國不能支援前方的韓、魏，團結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敵而後方安樂腐敗的現實。《三國論》將劉備與劉邦相比，評論劉備“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也有以古鑑今的寓意。 古文寫作 在古文寫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張。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說：“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認爲“養氣”既在於內心的修養，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廣闊的生活閱歷。因此讚揚司馬遷“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他的文章風格汪洋澹泊，也有秀傑深醇之氣。例如《黃州快哉亭記》，融寫景、敘事、抒情、議論於一爐，於汪洋澹泊之中貫注着不平之氣，鮮明地體現了作者散文的這種風格。蘇轍的賦也寫得相當出色。例如《墨竹賦》讚美畫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態寫得細緻逼真，富於詩意。蘇轍寫詩力圖追步蘇軾，今存詩作爲數也不少，但較之蘇軾，不論思想和才力都要顯得遜色。早年詩大都寫生活瑣事，詠物寫景，與蘇軾唱和之作尤多。風格淳樸無華，文采少遜。晚年退居潁川后，對農民生活了解較多，寫出瞭如《秋稼》等反映現實生活較爲深刻的詩。抒寫個人生活感受之作，藝術成就也超過早期，如《南齋竹》：“幽居一室少塵緣，妻子相看意自閒。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見舊溪山。”意境閒澹，情趣悠遠。蘇轍於詩也自有主張。他的《詩病五事》以思想內容爲衡量標準，對李白、白居易、韓愈、孟郊等都有譏評。如說李白“華而不實”，說“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回河爭論 元豐五年（1082年）河歸北流後，依然決溢不斷。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朝廷命“祕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張問“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並籤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東流之議復起。大臣文彥博、安燾、呂大防、王巖叟、王覿和都水王令圖、王孝先、吳安持、李偉等，都力主回河東流；右相範純仁和蘇轍、曾肇、趙瞻、範百祿、王存、胡宗愈等則主張維持北流，反對回河。元祐三年六月皇帝下詔稱：“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 蘇轍面對回河加速之勢，連上三疏，極力反對，大意謂：“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梢樁等物三十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費又倍矣。”在疏中他又針對北流致“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等三說進行了反駁，極力主張停止回河之役。元祐四年正月，朝廷下詔停止回河及修減水河；七月，冀州南宮等五埽危急，都水監仍堅主東流或“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八月，蘇轍再次上疏稱：“夏秋之交，暑雨頻並。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蓋每歲常事。而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以分水爲名，欲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河事一興，求無不可，況大臣以其符合己說而樂聞乎?”“臣願急命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故道堤防壞決者，第略加修葺，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毋得興功，俟河勢稍定然後議。”元祐五年二月、九月，蘇轍又兩次進言諫阻東流，並要求“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甚至以“修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之辭相警告。但以太后爲主的中樞始終傾向東流，雖時停時作，至元祐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東流。紹聖元年（1094年）,“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這次黃河回覆東流，不過僅僅五年時間，至元符二年（1099年）,黃河於內黃決口，東流斷絕，主流又趨向北流，仍至乾寧軍一帶入海。積極主張回河的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等被朝廷加罪，“投之遠方”，結束了第三次回河的爭論。（引文見《宋史·河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