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第一部分是對自然結構提出問題，自首句“曰遂古之初”，至“烏焉解羽”，共計112句，69個問題。首先對宇宙起源、天體結構和日月星辰運行發問（44句，27問），接下來對大地結構和鯀禹治水、羿射十日等事件發問（68句，42問）。
第二部分是對社會歷史提出問題，自“禹之力獻功”，至“卒無祿”，共計244句，96個問題。首先從禹的婚姻問起，對夏代的歷史發出一系列問題（64句，22問），接下來對商代歷史（涉及女媧、堯、舜和吳國的歷史故事）提出一系列的問題（76句，29問），然後對周代歷史直至春秋戰國若干事件提出一系列問題（104句，45問）。
第三部分是尾聲，自“薄暮雷電”，至“忠名彌彰”，共計17句，8個問題，內容主要是聯繫自己的遭遇，闡述屈原個人的感慨。
有必要說明的是，從目前的《天問》版本來看，同一歷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故事，往往分散出現在詩篇的不同段落裏，這就表明《天問》在長期流傳的過程中，可能發生過錯簡，也可能丟失了一些文字。爲了方便有興趣的讀者深入瞭解這個問題，作者特意將調整後前後次序的《天問（修訂本）》附錄在後，以供對比查閱。
通過這些問題的提出，我們不僅可以瞭解到屈原都在思考什麼樣的問題？而且還能夠了解到他思考問題的深度達到了什麼樣的層次？而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困難，也更偉大，因此也就更需要智慧。
衆所周知，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非常發達和先進，例如中國人最早開始使用火，最先發明養蠶繅絲技術，最先發現磁性現象，最早進行大規模的地理考察活動，等等。其中，被古代典籍記錄下來的周代以前（包括周代早期）的重大科學技術成果，主要有《尚書·堯典》的天文曆法物候學，《尚書·禹貢》的經濟地理學，《尚書·洪範》的物質結構五行學說，《山海經》的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物產地理學，以及《周易》的數理符號學，等等。
進入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學術界的思想異常活躍，諸子百家紛紛提出了各自新的學說。其中有代表性的學說包括，《老子》提出的宇宙物質起源學（有生於無），《墨子》進行的光學（小孔成像原理）、機械學研究，《莊子·天下》記載的各派學說（涉及到物質的微觀結構和宏觀結構等多方面的數理邏輯思辨課題，諸如原子論、相對論、運動論、多維空間論等等，可惜各學派學者的原著已經失傳），《計倪子》記載的氣候經濟學（根據木星12年繞太陽一週所引起的降雨量週期變化，提前準備開展相應的經濟貿易活動），以及《屍子》記述的平面幾何、測量學，《列子·湯問》等篇關於天地結構、宇宙萬物、遠方異國的種種思考和憂慮（杞人憂天），等等。
對比之下，屈原在《天問》中提出的自然科學方面的問題，與春秋戰國其它學者相比，有着許多新的內容和特點；其中有些思考，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現實的價值。
1 、提出了信息傳輸問題：“遂古之初，誰傳道之”？沒有人類的時候，天地形成的信息是如何傳輸的呢？這個問題今天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2 、提出了認識論的問題：“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人的思維是一種建立在符號體系上的思維，而符號只能描述具體的有形的事物，難以描述無形的事物，而這正是人類認識宇宙起源的一個重大障礙。
3 、關於九天，王逸在《楚辭章句》解釋爲：“九天，東方昊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古代傳說天有九重，九天是天的最高層。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睟天，六爲廓天，七爲鹹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疑似銀河落九天”中的“九天”就應取此解。《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不過，這種解釋並不符合屈原所說的天有九重。
事實上，我國古人很早就產生了天有九層的觀念，但是最早見諸於文字的是《天問》的“圓則九重，孰營度之”、“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這裏涉及到宇宙的空間深度和天上物體彼此之間的距離問題，從視覺直觀的角度來說，古人所說的九重天大體可以分爲如下九個層次：距離大地最近的是雲霧雷電（我國古代經常把氣象歸入天文現象），然後是月亮，接下來是內行星（水星、金星，它們能夠出現在太陽之前，形成凌日現象，表明它們比太陽近）、太陽、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彗星、亮的恆星、暗的恆星，最遙遠的是模糊的星雲。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古代天文學非常發達，七八千年前就能夠根據四顆恆星判斷四季（堯典四星），4000年前就已經測定出木星12年繞太陽運轉一週，最早的日食記錄、太陽黑子記錄、哈雷彗星記錄，以及最早的星表（戰國時代甘德、石申編制）都出現在中國。
《天問》涉及的地理知識和地理範圍，也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內容。其一，“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這裏涉及到地球赤道直徑與兩極直徑的長短問題，以及大地的曲率問題，表明當時人們已經有了大地是球體的觀念。其二，“日安不到？燭龍何照？”這實際上描述的是極地（對我國來說是北極）地區每年有半年時間沒有陽光照射的現象。其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這可能是我國古代有關南半球情況的最早記錄。
有趣的是，在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唯獨屈原的著作出現了許多與《山海經》相同的內容，例如燭龍的故事、巴蛇吞象的故事等；這或許可以表明，自從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之後，只有楚國的大臣纔有機會讀到《山海經》。
《天問》涉及的歷史內容，具有非常高的史料價值。在這個問題上，許多學者都贊成郭沫若的觀點，即凡是《天問》出現的內容，都可相信是先秦的真實資料。
姜亮夫在《屈原賦校注》、《楚辭今繹講錄》等書中認爲，《天問》講夏代歷史二十多條，商代歷史十二三條，周代歷史八九條，尤詳於禹啓夏初；因爲楚是夏的後代，夏起自西北，後分兩支，一支沿黃河東下，至今日西安、鄭州一帶，即周；另一支沿漢水南下，是爲楚國；屈原心目的舊鄉，即老家是在崑崙；楚國典籍《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失傳後，北儒所記歷史便成了正統。
此言或不無道理，關於楚是夏的後代，可以補充的內容是，鯀死後化爲熊，禹治水開山時亦曾化爲熊，而楚的先祖則多以“熊”爲名，表明他們都是以熊爲圖騰的民族部落，並源自黃帝部落聯盟中的有熊氏。需要說明的是，所謂楚國典籍《三墳》等，原本屬於周王室收藏的歷代典籍，於公元前516年被王子朝攜帶到楚國後，北方學者便沒有機會讀到它們了。此外，姜亮夫對《天問》有關歷史朝代的統計數字，不知有何依據和標準。
當然，我們還可以換一個角度思考，屈原沒有提出的歷史問題意味着什麼？例如，《天問》裏沒有對炎帝、黃帝、太昊、少昊、顓頊的故事提出問題。顯然，這表明屈原對歷史問題是有所選擇和取捨的。其中，太昊是楚國祭祀歌舞《九歌》的主神東皇太一，顓頊是楚人的先祖，屈原不對它們提出疑問，應當是出於尊重的考慮。由於少昊是巴人的先祖，而屈原出身於巴人家庭，因此不對少昊提出疑問，也是可以理解的。
問題是，屈原爲什麼沒有對炎帝、黃帝的事蹟置一詞發一問？這多少讓人有些不解。這是因爲，屈原已經追問到人類的起源“女媧有體，孰制匠之？”並談到了先夏時期的堯、舜、嚳、簡狄、后稷、彭祖的故事，也提到了崑崙山，然而就是不提炎帝、黃帝，而且在屈原的其它作品裏也沒有提到炎黃二帝（《遠遊》提到軒轅、太昊、炎神，但是《遠遊》並非屈原的作品，而是漢代人所作）。或許，屈原認可的歷史，取自《尚書》，而《尚書》就是以堯、舜時代爲歷史的開篇。
我們知道，屈原對歷史問題的關注，其核心的疑問在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意思是，上天既然授命一個君王治理天下，爲什麼又要用別人取代他？這個問題的潛臺詞是，楚國君王受命管理楚國這片土地，已經有許多年了，難道現在是皇天要讓別人（秦國）來取代楚王了嗎？
因此，屈原在《天問》的尾聲，盡乎絕望地說：“厥嚴不逢，帝何求？！”意思是，楚國的江河日下已經難以挽回了，我對上天還能再要求什麼呢？也就是說，屈原對祭祀巫術在保佑楚國的作用問題上，已經徹底地喪失了信心。
有鑑於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爲什麼楚頃襄王兄弟在讀到《天問》後，會如此地震怒，一定要把屈原放逐江南而後快。這是因爲，屈原作爲楚國的主祭師（相當於西方的大主教），如果他的宗教信仰產生了動搖，顯然會嚴重威脅到楚頃襄王的統治權的，因此也就不能再繼續擔任三閭大夫之職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在巫風甚濃的楚國，首先覺悟到巫術不能挽救楚國的不是別人，而正是巫師出身並長期擔任楚國主祭師的屈原。在這種情況下，屈原撰寫《天問》的目的，就不僅僅是發泄個人的疑問，而是爲了教育楚國的君臣“悟過改更”，放棄單純依賴巫術的心理，改變任人唯親的現象，重新走上革新政治、變法圖強之路。
不幸的是，屈原的良苦用心，並沒有得到楚國君臣的理解，反而因言獲罪，受到了更殘酷的打擊，屈原被徹底剝奪了參與國政的權力和機會，並被迫長期離開了郢都，從此踏上流浪沅湘之間的悽風苦雨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