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中心論點：古之學者必有師。
《師說》是
韓愈的一篇著名論文。據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考證，此文作於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一年，韓愈35歲，任國子監四門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職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壇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導的“古文運動”也已經開展，他是這個運動公認的領袖。這篇文章是針對門第觀念影響下“恥學於師”的壞風氣寫的。門第觀念源於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
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後，形成了以士族爲代表的門閥制度，重門第之分，嚴士庶之別，士族的子弟，憑高貴的門第可以做官，他們不需要學習，也看不起老師，他們尊“家法”而鄙從師。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廢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爲區分門第的標準。這對擇師也有很大的影響，在當時士大夫階層中，就普遍存在着從師“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的心理。韓愈反對這種錯誤的觀念，提出以“道”爲師，“道”在即師在，這是有進步意義的。與韓愈同時代的
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由此可以看出《師說》的寫作背景和作者的鬥爭精神。
對恥學於師，文章連續用了三個對比。第一，古今對比，闡明恥學於師違背聖人之道，其後果只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將同一個人既明於擇師教子的必要，卻又不明於自己從師的必要，把這兩種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對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確實糊塗不通道理。第三，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與士大夫之族的對比，進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錯誤心理，發人深省地指出兩種人的地位與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晤。[3]
全文分4段。
第1段
提出中心論題，並以教師的職能作用總論從師的重要性和擇師的標準。開篇第一句“古之學者必有師”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說明古人重視師道，又針對現實，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語氣極爲肯定。然後指出師的職能作用是“傳道受業解惑”，從正面申述中心論點。接着緊扣“解惑”二字，從不從師的危害說明從師的重要，從反面申述中心論點。最後緊扣“傳道”二字，闡明道之有無是擇師的唯一標準，一反時俗，將貴賤長少排出標準之外，爲下文鍼砭時弊張本。
第2段
批判不重師道的錯誤態度和恥於從師的不良風氣。這一段用對比的方法分三層論述。第一層，把“古之聖人”從師而問和“今之衆人”恥學於師相對比，指出是否尊師重道，是聖愚分野的關鍵所在；第二層，以爲子擇師而自己不從師作對比，指出“小學而大遺”的謬誤；第三層，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與士大夫之族作對比，批判當時社會上輕視師道的風氣。
第3段
以孔子爲例，指出古代聖人重視師道的事蹟，進一步闡明從師的必要性和以能者爲師的道理。這一段開頭先提出“聖人無常師”的論斷，與第1段“古之學者必有師”呼應，並且往前推進一步，由“學者”推進到“聖人”，由“必有師”推進到“無常師”。舉孔子爲例加以論述，因爲孔子在人們心目中是至聖先師，舉孔子爲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強說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的結論，這個結論顯然是正確的。這種以能者爲師的觀點就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觀點。
第4段
讚揚李蟠“不拘於時”“能行古道”，說明寫作本文的緣由。“不拘於時”的“時”指“恥學於師”“惑而不從師”的社會風氣。“古道”指“從師而問”，以“聞道”在先者爲師的優良學風。從而總結全文主旨，點明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