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思想意義
從全詩來看，這首詩即以鬆快的曠達之語，對世間的兩類追求者予以嘲諷。
首先是吝嗇聚財“惜費”者，生年不足百歲，卻愚蠢到懷千歲憂，以“百年”、“千年”的荒謬對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嗇的“惜費” 者的可笑情態。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者，文中的“遊”與後文所提到的“爲樂當及時”的“樂”都與常人理解的有異意，遊及樂並不是那種酒肉池林，歌舞昇平的放縱肉慾，是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把酒言詩，忘卻失意不得志之情殤的一種積極健康的享受生活之樂。這種樂也是建立在熱愛生活基礎之上，更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
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歎，很快又爲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其實是對仰慕成仙者的嘲諷。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
藝術特點
人生價值的懷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悶。在苦悶中看人生，許多傳統的觀念，都會在懷疑的目光中轟然倒塌。這首詩集以鬆快的曠達之語，給世間的兩類追求者，兜頭澆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對吝嗇聚財的“惜費”者的嘲諷，它幾乎佔了全詩的主要篇幅。這類人正如《詩經·唐風》“山有樞”一詩所譏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穿裹着）；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斂財貨，就不知道及時享受。他們所憂慮的，無非是子孫後代的生計。這在詩人看來，簡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縱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爲子孫懷憂百歲，這是連小孩都明白的常識；何況還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憂及“千歲” ，真是愚不可及。開篇落筆，以“百年”、“千年”的荒謬對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嗇的“惜費” 者的可笑情態，真是妙不可言。接着兩句更奇：“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者，放情遊樂也。把生命的白晝，盡數沉浸在放情遊樂之中，已夠聳人聽聞的了，詩人卻還“苦”於白晝太“短”，竟異想天開，勸人把夜晚的臥息時間，也都用來行樂，真虧他想得出來。夜晚黑燈瞎火，就怕敗了遊興。詩人卻早備良策：那就乾脆手持燭火而遊！——把放情行樂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慚，這不僅在漢代詩壇上，就是在整個古代詩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驚世駭俗之音了。至於那些孜孜追索於藏金窯銀的守財奴，聽了更要瞠目咋舌。這些是被後世詩論家嘆爲 “奇情奇想，筆勢崢嶸”的開篇四句（方東樹《昭昧詹言》）。它們一反一正，把終生憂慮與放情遊樂的人生態度，鮮明地對立起來。
詩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這樣的放蕩之思，必會遭到世俗的非議。也並非不想享受,只是他們常抱着 “苦盡甘來”的哲學，把人生有限的享樂，推延到遙遠的未來。詩人則斷然否定這種哲學：想要行樂就得 “及時”，不能總等待來年。詩中沒有說爲何不能等待來年，其弦外之音，卻讓《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首點着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誰也不知道“來茲”不會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成了“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的“陳死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那時再思享樂，已經晚了。這就是在詩人世間“及時”行樂的曠達之語後面，所包含着的許多人生的痛苦體驗。從這一點看，“惜費”者的終日汲汲無歡，只想着爲子孫攢點財物，便顯得格外愚蠢了。因爲他們生時的“惜費”，無非養育了一批遊手好閒的子孫。當這些不肖子孫揮霍無度之際.不可能會感激祖上的積德。也許他們倒會在背底裏，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文選集成》）。其嘲諷辭氣之尖刻，確有對愚者的“喚醒醉夢”之力。
全詩抒寫至此，筆鋒始終還都針對着“惜費”者。只是到了結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類追求：仰慕成仙者。對於神仙的企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幹過許多蠢事。就是漢代的平民，也津津樂道於王子喬被神祕道士接上嵩山、終於乘鶴成仙的傳說。在漢樂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的熱切呼喚。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見《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所以，對於那些還在做着這類“成仙”夢的人，詩人便無須多費筆墨，只是藉着嘲諷“惜費”者的餘勢，順手一擊，便就收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這結語在全詩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詩人之本意，其實還在“喚醒”那些“惜費”者，即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指出的：“仙不可學，愈知愚費之不可惜矣”。只輕輕一擊，即使慕仙者爲之頸涼，又照應了前文“爲樂當及時”之意：收結也依然是曠達而巧妙的。
這樣一首以放浪之語抒寫“及時行樂”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確可將許多人們的人生迷夢“喚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將這類詩作，視爲漢代“人性覺醒”的標誌。但仔細想來，“常懷千歲憂”的“惜費”者固然愚蠢；但要說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及時滿足一已的縱情享樂，恐怕也未必是一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大抵是對於漢末社會動盪不安、人命危淺的苦悶生活的無力抗議。從毫無出路的下層人來說，又不過是從許多迷夢（諸如“功業”、“名利”之類）中醒來後，所做的又一個迷夢而已——他們不可能真能過上“被服紈與素”、“何不秉燭遊”的享樂生活。所以，與其說這類詩表現了“人性之覺醒”，不如說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歎，很快又爲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