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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太子智囊 晁錯年輕時,曾在軹這個地方向一個名叫張恢的先生學習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學說。因此司馬遷曾說:“賈誼和晁錯明申商”,就是說他們都是法家。但是,應該補充說,他們並不是純粹的法家,因爲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如晁錯,曾以文學,(指一般的學問)爲太常掌故(負責祭祀的太常的一種屬官),在此期間,被派到濟南伏生那裏,去學習儒家經典《尚書》。學習回來以後,就向文帝講述《尚書》的內容和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很得文帝的賞識。文帝便任命晁錯爲太子舍人,後又改爲門大夫(這兩種都是太子的屬官),再升爲博士。 大約在任博士期間,他寫了《言太子宜知術數疏》,文章指出:一個君主所以能夠建立留傳後世的功業,關鍵就在於通曉“術數”,即治國的方法和策略。他認爲,君主必須懂得怎樣統馭臣下,使得羣臣“畏服”,懂得怎樣聽取下面的奏報,而不受欺騙和矇蔽;懂得怎樣使萬民生活得安定並且得利,那麼海內就一定服從。懂得怎樣使臣、子以忠孝事上,那末臣下和子女的品行就完美了。這四項,是我爲皇太子考慮的當務之急。晁錯駁斥了一些朝臣認爲皇太子不必知道治理國家的事的意見,認爲以前的君主有的不能保持政權而被臣下殺害,就是由於不懂得治國的“術數”的緣故。現在太子書讀得很多,但是如果不通曉治國的方法,只知背誦書本,那是勞而無功的。他建議文帝選擇聖人之術中在當今切實可用的,賜給皇太子學習,經常讓太子在你面前陳述自己的看法。文帝採納了晁錯的意見,認爲說得很對,於是就拜他爲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太子府內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屬官,職責是主管庶務。由於晁錯善於分析問題,提出中肯的意見,深得太子劉啓的喜愛和信任,被太子家譽爲“智囊”。他的言行,對劉啓有了重要的影響。 出謀劃策 在文帝朝,晁錯除了輔佐太子外,還對當時國家大事發表意見,提出建議。這些意見和建議,大都切合實際,見識深刻,不但在當時起了積極作用,而且對以後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貴粟疏》和《舉賢良對策》等,都是當時傑出的政論文。 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匈奴侵擾狄道,隴西軍民以少擊衆,打敗了匈奴軍隊。晁錯乘機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對過去的歷史經驗和當時的事實進行總結,論述了抗擊匈奴的戰略和策略思想。他論述了戰爭中激勵士氣和選擇良將的重要性,着重分析了戰爭中地形、士卒訓練有素、武器鋒利三者之間的關係。他舉例說,水溝沼澤、山地丘陵,宜於步兵作戰,戰車、騎兵二不當一;平原廣野,宜於戰車、騎兵作戰,步兵十不當一;河流山谷地區,高下相臨,宜用弓箭,短武器百不當一;兩軍逼近,平地交戰,宜用長戟,劍盾三不當一;道路曲折隱蔽,狹隘、險要之地,宜用劍盾,弓弩三不當一。這是講的地形與兵器使用的關係。士兵不經過挑選和訓練,作風拖拉,行動不齊,戰機有利時不能及時趕到,不利時不能迅速轉移,不能聽從指揮,這樣的軍隊百不當十。由此他得出結論說:武器裝備不精良,等於把士兵斷送給敵人;士兵不會作戰,等於把將領斷送給敵人;將領不懂用兵,等於把君主斷送給敵人,君主不善於選擇良將,等於把國家斷送給敵人。這四項,是軍事上的要領。晁錯還具體分析了漢軍和匈奴軍雙方的長處和短處。指出匈奴軍有三長,漢軍有五長,提出應以己之長,擊敵之短;同時指出,漢朝地廣人衆,可興數十萬之師,以十擊一。晁錯還建議爭取少數民族共同抗擊匈奴。如義渠等族來歸附的有幾千人,生活習俗與長處和匈奴相同,可以發給他們精良的武器裝備,並派熟悉他們習慣並能團結他們的良將去統帥他們,讓他們把守險阻的地方;而平地要道則派漢軍守衛。這樣可以使兩者相互配合,發揮各自長處,這就是萬全之術。 真知灼見 文帝對《言兵事疏》很讚賞,賜給晁錯詔書,以示嘉獎。晁錯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邊勸農疏》和《募民實塞疏》,提出用移民實邊的辦法來代替輪番戍邊的辦法,這是一個極爲重要的創新的建議。 晁錯首先總結了秦朝戍邊政策的歷史教訓。那時,從遠地戍邊士兵不服水土,運糧困難,病死不少;加上秦法嚴酷,誤期要判死罪,終於激起陳勝起義,秦朝滅亡。他又分析匈奴軍時來時去、經常騷擾的特點,漢軍輪番戍邊的辦法無法對付,缺點很明顯。因此,他提出了移民實邊的新政策,其要點是:一、招募內地百姓到邊塞地區,長期安家落戶,先由政府供給衣食、住房、耕作器具,規劃耕地,直到能夠自給爲止;二、按軍事組織編制移民,並實行軍事訓練,平時耕種,戰時出擊;三、建築防禦工事,高築城牆,深挖壕溝,並設滾木、蒺藜。這些措施,切實可行,足以鞏固邊防。同時,晁錯又在《論貴粟疏》中建議,全國百姓向邊塞輸納糧食,以換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贖罪,這叫納粟授爵。對晁錯提出的移民實邊、寓兵於農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諸實施。這個政策不僅在當時起到防禦匈奴的作用,而且開子歷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對後世影響很大。漢武帝時趙充國實行軍屯,三國時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錯移民實邊政策的繼承和發展。 國之賢良 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文帝令大臣們推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晁錯在太子家令任內被推舉爲賢良。文帝親自出題,就“明於國家大體”等重要問題,提出徵詢(這叫“策問”)。當時賈誼已死,參加對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錯的回答爲最好。晁錯的《舉賢良對策》成了西漢一篇著名的政論文。 在回答“明於國家大體”的問題時,晁錯以古時五帝的事蹟來闡明。聽說五帝十分賢明,臣子都比不上他,所以他們親理政事,每天在正殿處理政務,在明堂頒佈政令;各項措施上符天意,下順地利,深得民衆擁護。衆生萬物沒有不受其好處的。因此,氣候調和,四季分明,日月光明,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無災無疫,百姓安康。這就是符合天地之意,明瞭治理國家的要領所收到的功效。 在回答“通於人事終始”的問題時,晁錯以歷史上三王之事來闡明。聽說三王之時,君主與臣子都很賢明,所以共同商議政事,決定天下安定的大計,都以人情爲根據。晁錯列舉了人情所希望的長壽、富裕、安定、閒逸,三王都不加傷害、阻止、妨礙,而是加以保護、扶持、愛惜。制訂法令,要合乎民情才實行;動用民力,要根據民衆的情況,然後纔去做。要求別人象要求自己一樣,寬恕別人象寬恕自己一樣。人情所憎惡的,不要強加於人;人情所向往的,不要強令禁止。這樣做的結果,是百姓和睦相親,國家太平安寧,君王地位鞏固,恩德延傳到後代。這就是明瞭一切根據人情來辦事的功效啊。 在回答“直言極諫”的問題時,晁錯以五霸之事來闡明。聽說五霸不如他們的大臣,所以把國家大事託付給大臣,讓他們去處理。輔佐五霸的大臣,他們經常檢點自己而不敢欺騙君主,奉法令而不徇私,遭患難而不避死,見有才能的人而不壓制,受俸祿不過量,不讓無能之人居高位。有這樣的品行,可算是方正之士了。大臣們制訂法令,以“興利除害、尊主安民”爲目的,而不“苦民傷衆”。他們實行獎賞,是表彰人們忠君孝親的功績,而不是無故把民財隨便給人,百姓就不會怨恨;他們施行刑罰,不是放縱自己殘暴之心去亂殺人,而是禁戒那些不忠不孝而危害國家的人,定罪量刑得當,犯罪者知道罪有應得而不抱怨。如此法治,可以說是平正之吏了。法令不合理,提請君主更正,不使害民;對君主的暴虐行爲,不應順從,而要幫助糾正,不使國家受害。糾正和補救君主的過失,顯揚君主的功德,使君主內無邪惡的行爲,外無污濁的壞名聲。這樣來輔佐君主,可以說是直言極諫之士了。在回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的問題時,晁錯以秦朝的教訓來說明。聽說秦開始統一天下時,君主的賢明不及三王,他們的大臣的才能也不及三王的助手,然而秦的統一事業完成得很迅速,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爲地形有利,山川富饒,財用充足,百姓善戰;再加上六國的君臣都不賢能,意見分歧,百姓不肯出力。相比之下,秦最富強。本國富強而鄰國混亂,正是統一天下的有利條件,因此秦始皇能兼併六國。在那時,三王的功績都不能超過秦始皇。但是後來衰弱下來了,那是因爲任用了不肖之徒和聽信了讒言之賊;大造宮殿,貪得無厭,民力疲盡,徵收賦稅沒有節制;狂妄自大,自以爲是,羣臣恐懼,諂媚求存,驕橫放縱,不顧禍患;憑着高興而隨便賞賜,發泄怒氣而胡亂殺人;法令煩多殘酷,刑罰嚴厲殘暴,草菅人命,秦二世甚至親自射殺百姓取樂;貪官污吏乘法令混亂之際,擅作威勢,獨斷專行,各自爲政。秦末開始亂的時候,官吏首先侵害的是貧民百姓,到了中期,富人也受到官吏的損害;最後,連皇族和朝廷大臣們也受侵害。因此,鬧得人人自危,個個怨恨,離散逃亡,人心渙散。陳勝帶頭造反,天下大亂,秦朝滅亡。晁錯這個分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是比較中肯而切實的。 最後,晁錯指出,陛下即位十六年了,但百姓還沒有十分富裕,盜賊還未減少,邊境尚未安寧。所以會這樣,想來是陛下沒有親自管理國事,而一味依靠臣下的緣故。而那些大臣才能不及陛下,恐怕會把有的大事耽誤了。我雖愚昧無知不自量力,但也深深爲陛下惋惜。 晁錯的對策,深得文帝的嘉許,因此,文帝就把他由太子家令提升爲掌管議論政事的中大夫。 備受信任   對地方諸侯王危害西漢王朝的問題,晁錯與賈誼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晁錯曾多次上書文帝,提出削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議。文帝雖沒有采納他的建議,但十分賞識他的才能。當時,太子劉啓很贊成晁錯的建議,而袁盎和不少大臣、功臣則持反對態度。 漢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劉啓即位,這就是景帝。景帝立即提升晁錯爲內史(京師長安的行政長官)。晁錯多次單獨晉見景帝,議論國家大事,景帝對他言聽計從,其寵信程度超過了九卿,許多法令是經他的手修改訂立的。丞相申屠嘉對此心中十分不滿,但無法傷害晁錯,只好尋找機會。正巧,內史府坐落在太上廟(劉邦父親的廟)外面的空地上,門朝東開,進出不方便;晁錯就另開一個從南面進出的門,鑿通了太上廟外空地的圍牆。申屠嘉知道後大怒,想借此過失,報請皇帝殺掉晁錯。晁錯得到消息後,立即單獨向皇帝說明情況。等到申屠嘉到景帝面前告狀,說晁錯擅自鑿開廟牆開門,請把他送交廷尉處死時,景帝對申屠嘉說:“晁錯鑿開的不是廟牆,只是廟內空地上的圍牆,沒有犯法。”申屠嘉只得謝罪而退,一氣之下,發病不起,不久就死了。這樣一來,晁錯就更加顯貴了。 替罪羔羊 朝廷討論削吳國封地的消息傳到吳國,劉濞就策劃發動叛亂。他先派中大夫應高到膠西王劉印那裏去密謀,約好以聲討晁錯爲名,共同起兵,並奪天下,“兩主分割”。劉濞聽了應高的回報,怕劉印翻悔,自己又喬裝打扮,祕密到膠西,親自與劉印訂立了叛亂的盟約,劉印又發使串連齊地諸國,劉濞發使串連楚、趙諸國,相約一起反叛。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吳王劉濞首先在都城廣陵(今江蘇揚州市)起兵叛亂,並向各諸侯王國發出了宣言書,以“清君側”爲名,攻擊晁錯“侵奪諸侯封地,專以劾治污辱諸侯爲事,不以諸侯人君之禮對待劉氏骨肉,所以要舉兵誅之”等等。同月,膠西王劉印帶頭殺了朝廷派到王國的官吏;接着膠東王劉雄渠、苗川王劉賢、濟南王劉闢光、楚王劉戊、趙王劉遂,也都先後起兵,共同向西進攻。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吳楚七國之亂”。 七國叛亂的消息傳到朝廷,景帝立即在軍事上作了部署:太尉烴侯周亞夫率領三十六將軍爲主力,進攻吳楚軍;曲周侯酈寄攻趙軍;將軍欒布攻齊諸軍;拜竇嬰爲大將軍,屯兵滎陽,監視齊趙方向,作爲後援。景帝召見竇嬰時,竇嬰以有病爲由加以推辭。景帝對他說:“現在國家有危急,王孫(竇嬰的字)難道可以推辭嗎?”竇嬰這才接受了任命。 吳楚等七國聯兵反叛,以誅晁錯爲名,使晁錯的處境十分危險。當此之時,晁錯本人又有兩件事處置失當,更增加了這種危險。一件是他向景帝提出建議,讓景帝御駕親征,而自己留守京城長安,使景帝產生了對他的懷疑,也給其他大臣提供了攻擊他的藉口。一件是追究袁盎預知吳王劉濞陰謀反叛之罪。本來,袁盎同晁錯兩人的成見就很深,每當晁錯在坐時,袁盎就走;袁盎在坐,晁錯也走:兩人從來沒有一起說過話。袁盎曾任過吳國相,接受過吳王劉濞的賄賂。晁錯當了御史大夫以後,派人審查過袁盎受賄案件,要判他的罪,景帝從寬發落,削職爲民。吳楚七國反叛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晁錯還要進一步治袁盎的罪,對他的屬官說:“袁盎受過吳王的賄賂,包庇吳王,說他不會反,現在吳王造反了,應該審問袁盎預知吳王反叛之罪。”御史府的一個屬官說:“現在這麼辦恐怕沒有好處,而且估計袁盎還不至於會預先知道謀反。”由於證據不足,晁錯猶豫不決。但是,卻有人給袁盎通風報信,把晁錯的話告訴袁盎。袁盎驚恐萬分,連夜去見竇嬰,商量對策。他們都是晁錯的對頭,決定以謀害晁錯的辦法,來保護袁盎。 腰斬東市 於是竇嬰入宮,請求景帝召見袁盎。當時,景帝正與晁錯商議調撥軍糧的事。景帝召見袁盎時,晁錯也在坐。景帝問袁盎:“你曾經當過吳相,現在吳楚反叛了,你的看法如何?”袁盎說:“不用擔擾,一定可以破吳。”景帝說:“吳王近山採銅鑄錢,煮海水爲鹽,招引天下豪傑,頭髮都白了,還起兵反叛,如果不是策劃得十分周密,他會這麼做嗎?你有什麼根據說他無能爲力呢?”袁盎說:“吳王鑄錢、煮鹽取利是有的,但哪裏有豪傑可引誘呢?假如吳王真的得到豪傑,那也只會幫助他做正當的事,而不會反叛了。吳王所招引的,都是些無賴子弟和私鑄錢幣的亡命之徒,所以他們互相勾結作亂。”這時,晁錯插話了:“袁盎你策劃個好辦法出來!”景帝也問袁盎:“你有什麼對策?”袁盎趁機說:“請陛下命令左右的人退出。”景帝叫左右都退下,獨留晁錯在場。袁盎說:“我所講的話,臣下都不該知道。”景帝只好讓晁錯也退下。晁錯退到東廂,心中十分憤恨。袁盎對景帝說:“吳楚所發書信,說是晁錯擅自抓住諸侯過錯,削奪封地,因此以反爲名,要殺晁錯,恢復原來封地就罷兵。當今之計,只有斬晁錯,派使者宣佈赦免吳楚七國,恢復被削奪的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統統罷兵。”袁盎這番話,完全重複了吳王劉濞叛亂宣言中的“清君側”的策略。景帝沒有識破它,同時也因爲吳楚兵勢大,心中害怕,就聽信了袁盎的這番話。景帝沉默了好久,然後說:“且看真實情況如何,假如真象你所說的那樣,爲了對得起天下,我不會愛惜某一個人。”這實際上是同意袁盎的主張,準備以犧牲晁錯的性命來乞求吳楚等國退兵了。於是,景帝就封袁盎爲太常,要他祕密整治行裝,出使吳國。 過了十多天,丞相陶青、廷尉張歐、中尉(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陳嘉聯名上了一封彈劾晁錯的奏章,指責晁錯提出由景帝親征、自己留守長安以及作戰初期可以放棄一些地方的主張,是“無臣子之禮,大逆無道”,應該把晁錯腰斬,並殺他全家。景帝爲了求得一時苟安,不顧多年對晁錯的寵信,昧着良心,批准了這道奏章。這時,晁錯本人還完全矇在鼓裏呢! 誅殺晁錯完全是一種突然襲擊:景帝派中尉到晁錯家,傳達皇帝命令,騙晁錯說讓他上朝議事。晁錯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車走了。車馬經過長安東市,中尉停車,忽然拿出詔書,向晁錯宣讀,這個忠心耿耿爲漢家天下操勞的晁錯,就這樣被腰斬了。忠臣無罪,慘遭殺害,這真是一個悲劇啊! 景帝殺了晁錯以後,就派袁盎以太常官職出使吳國,告知已殺晁錯,並恢復被削封地,要求吳王退兵。這時劉濞已打了幾個勝仗,奪得了不少地盤。和袁盎同去的宗正先見劉濞,要他拜受詔書。劉濞狂妄地大笑說:“我已爲東帝,還拜什麼詔書?”於是不肯見袁盎,卻把他留在軍中,想讓袁盎參加叛軍,任命他爲將領,袁盎不肯。吳王劉濞就派一名都尉帶五百兵把袁盎圍守在軍中,還想把他殺了。袁盎得到消息後,連夜逃出吳軍營地,最後回到長安。這樣,吳王劉濞就自己揭穿了所謂“清君側”是一個騙局。 這時,從前線回長安來彙報軍情的校尉鄧公來見景帝。景帝問他:“你從前線回來,聽說晁錯已死,吳楚退兵了嗎?”鄧公說:“吳王謀反,已經準備幾十年了,爲削他的封地而發怒,要求誅晁錯,不過是個藉口,本意並不在反對晁錯一個人。現在殺了晁錯,我恐怕天下之士從此閉口,再也不敢說話了。”景帝問:“爲什麼呢?’’鄧公說:“晁錯擔心諸侯王國越來越強大,朝廷不能控制,所以建議削奪他們的封地,目的是爲了加強中央政府的地位,這是對萬世都有利的打算啊。計劃剛剛開始施行,竟全家被殺,這樣對內堵塞了忠臣之口,對外卻爲諸侯王報了仇,我認爲陛下這樣做是不可取的。”聽了鄧公的一番精闢的分析,殺了晁錯吳楚仍不退兵的事實,使景帝如夢初醒,他嘆了一口氣,對鄧公說:“你說得很對,我也悔恨了。”但後悔已經晚了。鄧公這番話,顯示了他的見識高深,得到了景帝的賞識。於是,就拜鄧公爲城陽中尉。 用犧牲晁錯和恢復被削封地的妥協辦法不能使吳楚七國退兵,景帝就只有堅決使用軍事手段,來平定叛亂。二月中,景帝下了一道詔書,號召將士奮力殺敵,同時下令嚴懲參加叛亂的官吏,從而鼓舞了漢軍的士氣。在周亞夫等路軍隊的攻擊下,吳王劉濞兵敗被殺,其他六個叛王有的畏罪自殺,有的被處死。劉濞經過長期準備發動的叛亂,不到三個月就被徹底粉碎了。 晁錯雖然犧牲了,但晁錯爲之奮鬥的事業還是被繼續下去。景帝在平息吳楚七國叛亂之後,趁機在政治上作了一番改革。他下令諸侯王不得繼續治理封國,由皇帝給他們派去官吏;他又改革諸侯國的官制,改丞相爲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這就使諸侯王失去了政治權力,僅得租稅而已。這樣一來,中央政權的權力就大大加強,而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錯在歷史上是一個爭議頗多的人物。晁錯當然不是完人,他的缺點很明顯,但是,在那個時代,他確是一個進步的傑出的人物,是一個政治家。明代李贄曾說:“晁錯可以說他不善謀身,不可說他不善謀國”,熱情讚揚了晁錯爲了國家利益而不顧個人安危的獻身精神。應該說,這種精神是很可寶貴的。
晁錯(前200年----前154年),是西漢文帝時的智囊人物,漢族,潁川(今河南禹縣城南晁喜鋪)人。漢文帝時,晁錯因文才出衆任太常掌故,後歷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師)、賢文學。在教導太子中受理深刻,辯才非凡,被太子劉啓(即後來的景帝)尊爲“智囊”。因七國之亂被腰斬於西安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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