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五言
阮籍是建安以來第一個全力創作五言詩的人，其《詠懷詩》把八十二首五言詩連在一起，編成一部龐大的組詩，並塑造了一個悲憤詩人的藝術形象，這本身就是一個極有意義的創舉，一個顯著的成就，在五言詩的發展史上奠定了基礎，開創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對後世作家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晉
左思、
張載、陶潛（《飲酒》），南北朝劉宋的
鮑照，北周的
庾信，唐
陳子昂（《感遇》），
李白（《古風》）等人詩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廣泛涉及現實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內容的五言長詩，無不是對阮籍《詠懷詩》的繼承和發展。
阮籍的《詠懷詩》或隱晦寓意，或直抒心跡，表現了詩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滿濃郁的哀傷情調和生命意識，無不給人以“陶性靈，發幽思”的人生啓悟。阮籍的詩形象得展現了魏晉之際一代知識分子痛苦、抗爭、苦悶、絕望的心路歷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和認識價值。對五言詩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創造了抒情組詩的阮籍的《詠懷詩》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美學情調出現在中國詩壇上，當時就引起了強烈反響。阮籍之後，詩人爭先仿效其作，影響極爲深廣。後人給予“憂時憫亂，興寄無端，而駿放之致，沉摯之詞，誠足以睥睨八荒，牢籠萬有”的極高評價，是當之無愧的新形式，開後代左思《詠史》組詩，
陶淵明《飲酒》組詩的先河。
對曹雪芹
研究阮籍其人、其詩，難免讓人想到《紅樓夢》——阮籍的狷狂癡態、朦朧的詩篇、如履薄冰的處境以及對心理平衡的艱難追求等，都可以在《紅樓夢》中找到影子。這難道僅僅是偶然現象嗎其實，若論阮籍與《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之間的聯繫，也並非毫無緣由。
首先，曹雪芹傾慕阮籍。曹雪芹字“夢阮”（另說號“夢阮”），這“阮”應指阮籍。周汝昌先生曾指出：“‘夢阮’之一別號的背後可能暗示着曹雪芹對阮籍的夢想是並非泛泛的。”（《曹雪芹小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這裏提出了很有價值的可能性。另外，曹雪芹的好友敦誠“步兵白眼向人斜”（《贈曹雪芹》）的詩句，用阮籍（世稱阮步兵）青白眼的軼事來稱讚曹雪芹不肯隨波逐流的傲世態度。物以類聚、人以羣分，友人的贈詩揭示了曹雪芹與阮籍相似的才情和心境。
其次，曹氏與阮氏在歷史上有親緣關係。曹雪芹曾被比做魏武之子孫，敦誠曾寫道：“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寄懷曹雪芹》）詩中“奇氣”的評價頗爲傳神，建安
曹植“骨氣奇高、詞采華茂”（鍾嶸《詩品》），到了《紅樓夢》，的確體現出“文采風流今尚存”（
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了。漢魏之際，曹氏與阮氏關係密切，阮籍之父阮瑀是曹氏父子身邊的文官，父死之後，阮籍仍受曹氏的關懷。當然，曹雪芹“夢阮”不僅因爲某種親緣關係，更重要的還在於阮籍是他心靈的知者、行爲的楷模。
紅樓夢的影響
此外，《紅樓夢》的朦朧意境與阮籍的《詠懷》詩很相似。阮籍的詩朦朧曲折，僅“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兩句，就有三種以上的解釋,至今難以定論。《紅樓夢》書中也曾提到阮詩，黛玉教導香菱學詩時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裏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透了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裏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瑒、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這裏談到了“阮”，足見作者對阮籍的重視。不過，這段話還隱含了一個問題：中國詩史上，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從詩佛、詩聖、詩仙、陶、謝、庾、鮑、阮籍、
嵇康，再上溯到建安時代，便數三曹七子了。而《紅樓夢》中只提了一個在當時年輩較小、存詩較少的應瑒來代表建安作家，對才高八斗的子建、開一代文風的
曹操和首倡“詩賦欲麗”的
曹丕都故意避諱，恐怕是弦外有音的。“鄴下才人應有恨，山陽殘笛不堪聞。”從敦誠《挽曹雪芹》的詩句中可見，曹雪芹不僅世襲了建安曹氏的風骨，也承繼了正始詩人含蓄曲折的風格。書中象這樣閃爍其辭者不計其數，“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與其說《紅樓夢》在寫作上頗具匠心，不如說它象阮籍撲朔迷離的《詠懷》詩一樣煞費苦心。
阮籍與曹雪芹之間的諸多聯繫，增強了筆者比較研究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下面將通過四個相似點具體分析阮籍對《紅樓夢》的影響。
（一） 時人多謂癡阮籍與《紅樓夢》中的寶玉形象都有“癡”的特徵。《晉書·阮籍傳》：“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時人多謂之癡。”《紅樓夢》的篇頭詩即是“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而描繪寶玉的《西江月》詞雲：“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曹雪芹“癡”的自述以及對寶玉“似傻如狂”形象的塑造，都與阮籍的“時人多謂癡”酷似，不僅形似，而且神似。相似點是他們的“癡”都由於和“時人”不同。
阮籍和《紅樓夢》中的寶玉都曾經被統治者所重視——阮籍受過當時持掌朝廷大權的司馬昭的關心和庇護,司馬氏甚至用聯姻來拉攏他。（參見《晉書·阮籍傳》和《晉書·何曾傳》）寶玉也深得賈府至尊賈母的寵愛，其實，賈政對他的嚴厲也是一種望子成龍的愛。然而，得到當權者關愛的前提是他們必須順服。正因爲他們不安於頭上那片庇廕，他們才成了“多餘人”。不是現實社會要拋棄他們，是他們在摒棄黑暗社會。他們都很孤獨，但那是一種走在時代前列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孤獨。大凡歷史先行者每每以癡狂的反常形態爲當時世俗所不容，阮籍與《紅樓夢》中的寶玉即是兩個典例。
阮籍的放達形象常被視爲魏晉風度的化身，他曾創造過一醉六十天不醒的醉酒記錄，然而他的神志卻始終是清醒的。正始時期，由於阮籍的影響，阮氏家族以清談聞名。阮籍之侄阮咸因放達也被列入竹林七賢，阮籍的兒子阮渾也想效仿，卻遭到了阮籍的反對。他之所以阻止兒子放浪縱恣，“蓋以渾（阮渾）未識己之所以爲達了。”（戴逵《竹林七賢論》）他擔心兒子只知其表不解其裏，自己的狷狂中蘊含着老莊玄學的思想積澱，埋藏着愁腸百轉的世事憂苦，其精神實質是難以效仿的。險惡的現實迫使他不得不將靈與肉分開，形醉而神不醉。（見拙作《阮籍現象的文化意蘊》，《求是學刊》1996年3期）《紅樓夢》中的寶玉形象，從行爲到精神幾乎也構成了魏晉風度，透過他與阮籍的相似點，我們不難體會出寶玉“似傻如狂”的疾呆外表下面所蘊藏的深邃思想。
如果進一步從同中求異，相比之下，賈寶玉對“古今仕途經濟道路的否定”（張錦池《究竟是迴歸，還是叛逆——〈紅樓夢〉與〈儒林外史〉社會觀念的比較研究》，《紅樓夢學刊》1996年2期）比阮籍單純的對曹魏政權的失望、對司馬氏統治的反抗，意義更爲深刻。阮籍否定的是個別的（魏晉之交）黑暗年代之下的入仕之路，而《紅樓夢》是對所有封建仕途經濟道路的否定。所以後者的癡、狂在阮籍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更富有精神價值了。
（二）誰雲玉石同?
阮籍《詠懷》第五十四首：“誰雲玉石同?淚下不可禁。”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楚辭九章曰：‘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餘之所臧。’
王逸注曰：‘賢愚雜廁。’”阮籍在此傾訴了對賢、愚不分的現實的不滿。也可曲折地理解爲玉石縱殊，同於灰燼的無奈。
阮詩此句可以引發對《紅樓夢》中玉、石意蘊的思考。關於《紅樓夢》的主旨從玉還是從石的問題，學術界多有爭論，而認爲舍玉從石者較多，筆者曾撰文論及。（《〈紅樓夢〉對水、石意象的拓展》，《紅樓夢學刊》1996年3期）現在看來，對玉、石之爭的問題應該採取立體的視點：第一，在表層上，是棄玉從石，返樸歸真的。第二，在深層中，《紅樓夢》的作者在維護主人公外石內玉的品質。這“玉”的象徵意義不是金子般的貴重，而是清水一樣的高潔。《紅樓夢》中三個品性高潔的人物都以“玉”字爲名，即寶玉、黛玉和妙玉。足見作者對玉並非持厭棄的態度，而是苦於不被理解，被與金銀銅臭歸爲一族。作者真正厭棄的是“金玉良緣”。正因爲寶玉的懷玉之質不被世人認識，世人真、假不辨，寶玉才名“假（賈）”實真，這是《紅樓夢》的辯證內蘊所在。
（三）終身履薄冰阮籍
《詠懷》第三十三首中描述的情景與《紅樓夢》中黛玉的處境相似。
阮籍和黛玉都是富於含蓄美的悲劇人物。“悲劇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對自己的受難負有責任。”（朱光潛《悲劇心理學》第8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阮籍和黛玉的悲劇除客觀環境外，也是他們自身的性格悲劇。內向的性格和隱曲的處世方式導致了其悲劇的加劇。黃節評阮籍這首詩時說：“‘終身履薄冰’，所以昭其慎與！”（《阮步兵詠懷詩注》）阮籍處世之“慎”（曾被司馬昭稱爲“天下之至慎者”）也體現在他《詠懷》詩的創作上，其朦朧曲折的風格，造成“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李善注《文選》）的藝術效果。林黛玉雖然才思敏捷、伶牙俐齒，但在與寶玉的愛情婚姻問題上，卻從不直吐心曲。她只在詩中悲嘆：“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識秋心?”與阮籍的“誰知我心焦?”、“辛酸誰語哉！”等詩句如出一轍。“古未有兒女之情日以淚洗面者，古亦未有兒女之情而終身竟不著一字者，古未有兒女之情而知心小婢言不與私者。”（清·西園主人《紅樓夢論辯·林黛玉論》，《紅樓夢卷》第1冊）的確，黛玉熟讀《西廂記》,卻不曾借紅娘牽線。阮籍“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鍾嶸《詩品》），黛玉更甚之，她追求那種“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司空圖《詩品》）的境界。
在阮籍與黛玉的人生悲劇中，性格是重要因素，但環境的污濁也是不容忽視的，他們的言行都表現爲不合流俗。阮籍之所以如履薄冰，是因爲他不肯隨波逐流。試想，司馬氏給他許多次高就的機會（如聯姻等），他都消極反抗，所以艱難地保全他的名節。黛玉追求“質本潔來還潔去”，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從不逢迎權勢，以致於把賈母喜愛她這一良好的機會都漸漸喪失了。曹雪芹的人生理想很多都反映在黛玉形象上，“她不僅對賈寶玉的那些崇尚自然、追求個性自由的表現默然相契，而且從不勸他去投身舉業，走‘仕途經濟’的封建道路。”（蔣和森《紅樓夢引論》，載《紅樓夢學刊》1996年4期）黛玉與阮籍相似，也反映出曹雪芹對阮籍人格、詩境的傾慕。
（四）求仁自得仁
阮籍《詠懷》第十三首的詩尾寫道：“求仁自得仁，豈復嘆諮嗟?”《紅樓夢》戚序本存一條脂（硯齋）評雲：“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
《論語·述而》：“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聖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阮籍詩和脂評都典出《論語》，意蘊也很相似。
阮籍此詩結尾的前兩句是“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整體詩意是說，無論是
李斯、蘇秦，還是伯夷、叔齊都死得其所。李斯輔秦、蘇秦輔六國，後有東門之悔、車裂之殃，都殺身而死；伯夷、叔齊，身爲商臣,不食周粟，守節而死。他們或出爲顯宦，或隱遁深山，都遂其心願，故死而無憾。這是阮籍所向往的。魏晉之際，司馬氏爲篡奪魏政權，一方面殺人如麻，一方面拉攏名士；前者使國人“道路以目”，後者企圖樹立幾個投降歸順的樣板以警世人。所以，擺在魏晉人士面前的兩條路——仕與隱都充滿鮮血。唯一能讓人心理平衡的途徑就是遂其心志。這一點，嵇康在拒絕山濤推舉他做官時談得更清楚：“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與山巨源絕交書》）
《紅樓夢》從言情的角度而論，就是在追求一種愛我所愛，無怨無悔的理想境界。脂評爲《紅樓夢》一書補充了這一意旨：“而絳珠之淚，偏偏不因離恨而落，爲惜其石而落。可見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計的爲之惜乎！所以絳珠之淚，至死不幹，萬苦不怨，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這是一種以“惜”爲基礎的“通靈”的情感現象。《紅樓夢》打破了它以前的作品中“問世間情爲何物，只教人以身相許”、“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等以婚姻爲最終歸宿的傳統模式，對“情”進行了新的詮釋。
“現實中的愛情多半是失敗的，不是敗於難成眷屬的無奈，就是敗於終成眷屬的厭倦。然而，無奈留下了永久的懷戀,厭倦激起了常新的追求，這又未嘗不是愛情本身的成功。說到底，愛情是超越於成敗的。愛情是人生最美麗的夢，你能說你做了一個成功的夢或失敗的夢嗎?”(周國平《人與永恆》第22頁，上海人民出版1988年3月版)《紅樓夢》也是一個夢，寶黛愛情是夢中之夢，這個夢的結局是超越成敗、超越離合的。脂硯齋這段評語是對曹雪芹小說的補充和點化，是對《紅樓夢》中寶黛愛情的昇華，道出了黛玉淚盡而逝的美學價值。
從阮籍“求仁而得仁”的詩句抽繹出的魏晉士人“遂其志”的理想追求，讓我們進一步理解了《紅樓夢》的悲劇美。寶玉和黛玉彼此在精神上“求仁而得仁”、各“遂其志”，的確再沒有什麼值得嗟嘆和悲怨的了。這應該屬於一種審美意義上的“大團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