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

作者：佚名 辦學指導 在辦學指導思想方面，主張以“成就人材，以傳道濟民”爲方針。他在《嶽麓書院記》中指出：“豈特使子羣居佚談，但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爲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材，以傳道而濟斯民也”。這既是張爲嶽麓書院制定的辦學方針，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舉取士制度以後，學校便成了科舉的附庸，辦學也就是爲了科舉取士。兩宋官學的弊端正表現在士子們“爭馳功利之末”，以“異端空虛之說”爲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爲非。張的上述主張便是針對這種弊端而提出來的。其一，他明確提出辦學不是爲了科舉，不能“爲決科利祿計”；其二，提出“亦豈使子習爲言語之辭之工”，意即反對學校以綴輯文辭爲教，而應注重學生的操行培養；其三，提出辦學的根本目的是“傳道濟民”，學校要爲社會培養經國濟世的人才。 教學程序 在教學程序方面，主張由淺入深，由低到高。張在《邵州復舊學記》中精煉地對教學程序進行了概括。即：對學生首先灌輸“小學”、“六藝”的教育，通過“灑掃應對”之類的日常鍛鍊，履行弟子職責，“習乎六藝之節”，參與各種儒家祭祀和實踐活動；再加以“絃歌誦讀”，使學生學習達到高級階段；然後再研修深造，進入《大學》所指的格物致知階段。這套教學程序實際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識教育的範圍，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也囊括進去了。重視學生的品德培養是張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 教學內容 在教學內容方面，強調以儒家經典爲教學的基本教材。張爲嶽麓書院親自編寫了教材《孟子說》，他在其序中說：“學者潛心孔孟，必求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明義利之辨”。在中國封建社會，培養人才有賴於儒學，儒學的振興則依賴於人才的培養，二者互爲依託，缺一不可。張把官場腐敗歸咎於儒術不興，所以他一方面批評“今日大患，不悅儒學”，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訓導諸生“先於明義利之辨”。 具體方法 在教學具體方法方面，主張循序漸進、學思並進和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張認爲學習必須循序漸進，即所謂“學者之於道，其爲有漸，其進有序。”他又說《中庸》論誠之道，其目的有五：學、問、思、辨、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漸進，要有堅持不懈的精神。在學與思的關係上，張主張“學恩並進”，而不能偏廢任何一方。他說：“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兩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進矣。”這種“學思並進”的思想顯然與陸九淵的“只思不學”是絕然相反的。張還特別重視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張雖極力推崇儒術，但不主張囫圇吞棗、盲目追從。他說：“所謂觀書，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在。如其可取，雖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 知與行的關係 在知與行的關係方面，主張“知行併發”。張栻認爲知和行二者的結合是教學必須貫徹的重要原則和方法。他在《論語解·序》中指出：“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蓋致知以達其行，而行精其知”，知行屬於同一個認識過程，二者相即不離，行必須以知爲指導，而知有損行而深化，知可促進行，行亦可促進知。張的這種知行觀顯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後行”論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論高明得多，同時也成爲明清之際王夫之進一步提出“行先知後”的唯物主義知行觀的理論先導。張的知行觀反映在教學上是主張學爲了實用，他最反對“循名亡實之病”，批評那種“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的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