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狂他日笑遺山
元好問在臨終之時囑咐後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題七個字“詩人元好問之墓”，足見他對自己詩歌創作的重視與肯定，而“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
杜甫。”一句更是顯示了他對自己詩才的極爲自信。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曾在遺山（今山西定襄縣城東北）讀過書，因此自號遺山，金朝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出身於一個官宦家庭，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他自幼聰明過人，四歲讀書，八歲就能作詩，十四歲拜陵川名儒郝天挺爲師。潛心學習六年，研究古代典籍，數年間精通百家，並具備了較高的文學修養。元好問一生寫了5000多首詩，今存1388首，詞今存384首。
元好問的文學成就以詩歌創作最爲突出，並以“喪亂詩”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地位的。這些詩是在金朝滅亡前後寫出的，主要有《歧陽》三首、《壬辰十二月車駕車狩後即事》五首、《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續小娘歌》十首等。這些詩篇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國破家亡的現實，具有詩史的意義。元好問的“喪亂詩”就藝術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摯性來說，是杜甫以後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樣對國家的復興還抱有希望，他是既絕望而又不甘心，鬱結的感情爆發爲悲歌，感染力是很強烈的，並且這些“喪亂詩”又掀起了杜甫之後的現實主義詩風的又一高潮。比如《歧陽》之二：“百二關河草不橫，十年戎馬暗秦京。歧陽西望無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意照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蚩尤作五兵”再比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道傍僵臥滿累囚，過去旃車似水流。紅粉哭隨回鶻馬，爲誰一步一回頭”“隨營木佛賤於柴，大樂編鐘滿市排。虜掠幾何君莫問，大船渾載汴京來”“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疏煙卻數家。”筆筆皆爲血淚，字字飽含悲憤。正如清代大文學家史學家
趙翼在《題遺山詩》中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正是山河的破碎，詩人的憂患，才造就了這些曠世之作。
當然，元好問還有爲數不少的寫景詩，這類詩的總體風格是豪壯、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比如《遊黃華山》：“湍聲洶洶轉絕壑，雪氣凜凜隨陰風。懸流千丈忽當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擊散飛雹，日腳倒射垂長虹。驪珠百斛供一瀉，海藏翻倒愁龍公。”詩人以大氣磅礴、力度千鈞的筆勢，寫出了黃華山瀑布的奇觀，給人以雄壯豪放的感受。此外，元好問在晚期還寫有一些題畫詩，這類詩短小精煉、意境深遠，往往是借題發揮，耐人品味，充分地襯托了畫作的內涵。比如《秋江曉發圖》：“百轉羊腸挽不前，旃車轆轆共流年。畫圖羨殺扁舟好，萬里清江萬里天。”由詩中可以看出，畫的內容是秋江無際、扁舟曉發，但詩人只把這種畫面作爲引子，而把道路艱難、世路艱難作爲詠歎的真正對象，使得畫圖的意境和內涵都擴展了許多。
元好問留存下來的詞有384首，稱爲《遺山樂府》。後代研究者有不少人愛他的詞，如翁方綱認爲元好問的詞比
陸游的詞還高秀；劉熙載稱元好問的詞是“集兩宋之大成”，兼備豪放和婉約兩種風格；近代學人郭象升在《古文學家別集類案》中評價元好問：“遺山筆力奇偉，吸納萬流，遺集四十卷，與《金史》相爲表裏。”應當說，這些評價雖有拔高之嫌，卻也說明元好問的詞的確是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從青年時代起他就填詞，到晚年也沒有放棄。就風格而言，以金朝滅亡爲界，前期清雄豪放，後期蒼涼深鬱。
元好問不僅詩詞功底深厚，而且自稱“詩中疏鑿手”，他在兵荒馬亂之世就寫下了一部不朽的詩評《詩論三十首》，《詩論》幾乎概括了漢朝以來的各種是個風格與重要詩人，所有的點評都濃縮在七言詩句之中，不僅點評準確而且文采斐然， “以詩論詩”再繼杜甫風範。那一年，他才二十八歲。
然而，無論是元好問的詩詞還是他的詩論，除了專攻學者以及喜愛他的人，大衆知之甚少。在大多數人的心裏，這一代文壇領袖，正如他所處的那段亂世一樣，只是一個模糊的歷史影像罷了。
構亭野史一布衣
元好問由於顯著的文學成就，在金元文學史上佔有舉中輕重的地位。其實，元好問的詩，不只是文學性的，而且是史詩；他更是精於史學，在作爲一個文人的同時對《金史》的修著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金朝，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文治斐然著稱於史的王朝。而元好問所處的時代，是元滅金，北方各少數民族與漢民族大融合，北方文化與中原文化大交流，北方文學與南方文學交錯移植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元好問所撰的《中州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及《元遺山先生文集》等諸多論述，都寓史於文，對元人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宣宗興定年間（1217-1221年），元好問在文壇上已漸露頭角，與此同時，元好問也已涉足史學，“長大來與遊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於顏間”。更是“覽山川之勝概，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天興二年（1233年）四月，元好問與其他一些官員被蒙古軍羈管於聊城（今山東聊城）後，他最關心的事情就是將金末的史實記下來。在1239年，舊朝已亡換了新庭，在山東聊城被羈押6年的元好問重獲自由，返回忻州。終於，他下定決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多年的奔波，他積累了大量的金朝君臣遺言往行的資料上百萬字，後稱“金源君臣言行錄”。他又抱着“以詩存史”的目的，編輯成了《中州集》。這是一部金代詩歌總集，裏面不僅收錄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於蒙古國的詩人詞客、包括金朝兩位皇帝及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詩詞2116首（其中詩2001首，詞115首），而且爲每位作者共250餘人寫了小傳，給中國文學史填補了空白。《金史?藝文傳》就是以它爲藍本寫成的，後來的《全金詩》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礎上增補而成的。同時，《中州集》也爲金代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元好問一向尊重史實，不阿時俗，秉筆直書，後代學者一致認爲《金史》與元好問關係密切，《四庫全書總目》稱“多本其所著”。元好問的這種國亡修史的作法，也多爲後人所仿效。
野史亭盛名可謂久矣，八百年間，屢有大雅宏達之人或憑弔或修繕，留下詩文碑記衆多，然而，早在民國初年，山西教育會長樑善濟就發出“今亭寥落如此，何其名實不相符”的嘆息。如今又將百年，更顯頹敗了。頹敗之間，只剩下遺忘。
且莫獨罪元遺山
這是元好問的學生郝經(郝天挺的孫子)曾做《辨甘露碑》一詩，其中一句“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歷代學者認爲這句話是郝經在爲老師辯解，意思是不能獨獨怪罪元遺山。爲什麼學生要爲這位身爲金元文壇領袖的老師作詩辯解呢？此詩又所爲何事而辯呢？這就不能不提起歷史上關乎元好問名節的爭論了。這個爭論主要有三個焦點分別是：“崔立碑事”、舉薦五十四金朝儒士和拜忽必烈爲儒教大宗師。
首先是“崔立碑事”，忻州市文聯的李千和認爲，元好問根本就沒有參與崔立碑事件，一切皆由趨炎重利的劉祁所誹謗。這種說法我覺得可信度並不是非常的高，一是劉祁一人之言很難能夠造成世人對於“崔麗碑事”的討論；而是並無確切的史料證實這種說法，我比較認可的一種說法是這樣的：1232年，蒙古大軍包圍汴京，金國皇帝棄百姓而逃。1233年正月，金將崔立發動政變，開城納降，並自封鄭王。崔立認爲他的行爲避免了蒙古軍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當時的翰林學士王若虛執筆，爲他立“功德碑”。王若虛、元好問自認關乎名節，推給了太學生劉祁，劉祁寫好後交王、元二人推敲，“直敘其事，敷衍成文”。 就是說我認爲元好問的的確確是參與了，但同時也像社科院研究員、中國元好問學會副會長降大任先生說的那樣，元好問是被迫撰碑，尚構不成氣節問題，關鍵是碑文是否爲崔立頌功，而史料考證表明，元好問雖然參與了此事，但恥於頌功的立場，說明元好問在這件事上沒有屈節問題。 並且對於此事，郝經也在向世人疾呼，元遺山是清白無辜的。
第二個爭論的焦點是1233年汴京城破後，元好問曾寫信給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請他保護資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並未給元好問回信，但元好問舉薦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我認爲山西大學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編的《元好問集》中對此事的評價是十分有道理的：“這一驚世駭俗之舉，是有關他一生名節的重大公案，而實際上卻是他高瞻遠矚，見識卓越的鐵證，是他維護中原文化的一大貢獻。”後事也證明，那54名知識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記錄，他們對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後便是那飽受爭議的1252年，晚年的元好問覲見忽必烈，請他任儒教大宗師。，前朝舊臣尊一個不通儒學的蒙古統治者爲儒教大宗師，很多人都認爲這是趨勢逢迎。但自金滅亡後，元好問並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職，一介布衣又何需趨炎附勢！有人認爲這是某種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賤的政治地位，引導遊牧民族的統帥能“以儒治國”，“以漢法治漢地”。這種說法也不無道理，但我更多的傾向於元好問的感情變化佔了主導地位，當然，情感的變化並不等於變節！金朝時，元好問當過中央和地方官，都盡心竭誠，兢兢業業，關心國家興亡，關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聲譽非常高。當他罷職鎮平縣令，時元宵佳節，百姓老老少少對他戀戀不會，敬酒惜別。他做官立志爲民，氣節同樣爲百姓而立。從他做官的經歷以及他文壇上獎掖後進重視和保護人才等幾方面來看，金滅入元將三十載，那些出仕蒙古國的漢族世侯如張柔、嚴實等能夠興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蒙古賢王忽必烈能夠重視儒學、大興學校，實行較利於發展經濟文化的政策；忽必烈擊滅雲南地方勢力，取消它的半獨立狀態、恢復漢唐舊疆……種種的變化也都在元好問的內心催生着改變：在他的《劉時舉節制雲南》七律詩中，他索性直接直接稱蒙古國爲“漢家”：“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絃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極”。漸漸地，元好問開始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國的一個臣民一樣，開始接受這個不同於腐敗和混亂的金朝的新局面，朝代雖改，而元好問心中爲蒼生而立的氣節未曾改變！
然而一名舊臣，沒有隨主殉國，沒有戰死疆場，沒有樹起反元復金的旗幟，也沒有歸於山林，反而與新朝“眉來眼去”，這樣的行爲終是引來了種種流言蜚語。元好問不是貪生怕死之輩，在蒙古大軍圍城時，元好問曾竭力謀求救國救民之策，“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見……以先進文化的傳承、社會進步和人民利益爲重，將封建的個人名節置於次要地位，終於做出了不朽的歷史性貢獻。”李正民先生對元好問晚年的文化活動做出了高度的評價。
奈何，舊朝老臣，以一己之力爲着自己的理想奔走，爲着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苦苦擔當，全然不顧世俗的道德評判，其內心的焦慮，外在的困頓可想而知，“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世上有幾人懂他的苦心！
八百年朝代更迭，歷史的塵煙又在他身後築起高高的塊壘，這高高的塊壘上刻着兩個字———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