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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作者:佚名 劉墉,祖籍江蘇省豐縣歡口鎮劉大營村。後至山東諸城(現高密),出身于山東諸城劉氏家族,這個家族是當時的名門望族,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劉墉的曾祖父劉必顯爲順治年間進士,祖父劉棨(qǐ)曾擔任過四川布政使,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親劉統勳更是一代名臣,官至東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爲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說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復剛勁,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 劉墉生長在這樣世代書香、以科舉仕進爲榮的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後來他成爲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也證明了其學識的淵深。但不知什麼原因,滿腹經綸的劉墉卻遲遲沒有參加科舉考試,至少目前尚未發現他在30歲之前參加科舉考試的記錄。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歲的劉墉才因爲父親的關係,以恩蔭舉人身份參加了當年的會試和殿試,並獲進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預備資格,一般從科考成績優異的進士中選拔,然後在庶常館學習深造,期滿考試合格者,授翰林院編修。清代翰林雖然薪俸較薄,但作爲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近臣,號稱“清貴”,“有清一代宰輔,多由此選”。而且,大臣死後如果想得到皇帝賜諡的“文”字,則必須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舉仕進者尤重翰林出身。應當說,劉墉在仕途上開局良好。 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年)劉墉殿試後,讀卷大臣將劉墉作爲呈送卷第一名。乾隆帝閱後認爲“墉”無超人才華,也可能懷疑讀卷大臣巴結正在當朝大紅大紫的劉墉父親,將劉墉貶爲二甲二名,將原擬第五名,也就是二甲二名的吳鴻拔爲第一甲第一名,說道:“今取一朝狀元,必得有衆人嚮往之才氣。平墉之人怎能奪冠?就這樣,本來是劉墉的狀元改爲了進士。中進士後一年後散館,授編修,進入仕途,初任江寧知府,再遷侍講。 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月,其父劉統勳(時任陝甘總督)因辦理軍務失宜下獄,劉墉受株連而遭逮治,旋得寬釋,降爲編修。次年六月,充廣西鄉試正考官。十月,提爲安徽學政。任職期間,針對當時貢生、監生管理的混亂狀況,上疏“請州縣約束貢監,責令察優劣”,並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補救辦法,“部議準行”。 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開始,劉墉被外放作地方官,此後20餘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裏,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學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撫大員。在做地方官期間,他基本上還是秉承了乃父劉統勳的正直幹練、雷厲風行的行事風格。對科場積弊、官場惡習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頓,爲百姓做了不少實事。《諸城縣誌》稱讚他:“砥礪風節,正身率屬,自爲學政知府時,即謝絕饋賄,一介不取,遇事敢爲,無所顧忌,所至官吏望風畏之。”同時,他也不遺餘力地貫徹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書,興文字獄,捉拿會黨,積極推行文化高壓政策。 劉墉做過提督安徽學政和提督江蘇學政。提督學政是一省的教育長官,類似於教育廳長,但不同之處在於,學政不受當地最高行政長官的節制,獨立開展各項事務,督撫大員也不能侵其職掌。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學政離任,督撫纔可暫時代管其事。學政還可以直接向皇帝上書,反映地方情況,吏治民風。 劉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見並賜詩,其中有“海岱高門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劉墉能夠不辱門楣、有所建樹。在出任江蘇學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詩相贈,可見對劉墉抱有厚望。劉墉也不辱使命,很是嚴肅認真。據清人筆記記載:“昔日劉石庵相國視學江蘇,嚴肅峻厲,人多畏憚。”劉墉曾先後兩次提督江蘇學政,相隔近20年,爲官處事風格也由峻厲剛急轉爲平和舒緩,但嚴肅認真則是一貫的。以劉墉第二次出任江蘇學政時按試揚州爲例,因爲把關嚴格,使得許多想以作弊矇混過關者最後不敢入場。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調任江蘇學政。在任期間,他又上書:“生監中滋事妄爲者,府州縣官多所瞻顧,不加創艾。(行政官員)既畏刁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以致遇事遲疑,皁白不分,科罪之後,應責革者,並不責革,實屬闒茸怠玩,訟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時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賞識,稱讚其“知政體”,並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任命他爲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任冀寧道臺。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間,失察所屬陽曲縣令段成功貪侵國庫銀兩,坐罪革職,判死刑。乾隆帝因愛其才,特加恩詔免,發軍臺(清代西北兩路傳達軍報及官文書的機構,即郵驛)效力贖罪。次年赦回,命在修書處行走。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歲的劉墉獲授江寧知府。從乾隆十六年(1751)中進士時算起,到此時劉墉浮沉宦海已經整整18年。說來,劉墉的仕途並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編修時,其父劉統勳因事獲罪,劉墉遭株連被革職,與諸兄弟一起下獄;後外放劉墉作安徽和江蘇學政,因表現卓異得到乾隆皇帝賞識,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劉墉之父劉統勳,曾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辦布政使蔣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辦過將軍保德侵帑案,聲譽頗佳。劉墉同樣是不負重託,到任後不幾天便將前任遺留下的疑難案件審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稱讚。正當劉墉以政績遷冀寧道時,前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段成功虧空案發,劉墉以失察罪差一點丟了性命,後來朝廷加恩命他赴軍臺效力贖罪長達一年,回北京後又在一個叫作“修書處”的閒散機構裏蹉跎兩年。由此可見,這段時間裏,劉墉的官運並不怎麼“亨通”。 劉墉能夠在重罪之後出任江寧知府,說來還是沾了父親的光。此時劉統勳聖眷正隆,先後以大學士之職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爲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劉統勳七十壽辰之時,乾隆皇帝不僅親書匾額志賀,還加恩劉墉以知府候補。第二年,劉墉獲授江寧府知府。 劉墉也十分珍視這次機會,“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創作於嘉慶初年的彈詞《劉公案》,就是主要以劉墉在江寧知府任上決斷疑案、爲民做主的故事爲藍本改編而成的,雖然其中必然夾雜着彈詞藝人的想像誇張和道聽途說的內容,未必都是實錄,但說明劉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寧知府任上確實有政績、有政聲,是難得的賢能官吏。著名詩人袁枚也在一首詩中稱讚劉墉說:“初聞領丹陽,官吏齊短脰(dòu)。光風吹一年,歡風極老幼。先聲將人奪,苦志將人救。抗上聳強肩,覆下紆緩袖。”意思是說,劉墉到江寧後,對下屬要求嚴格使其不敢耀武揚威,對百姓關愛拯其脫離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擢陝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劉統勳病故,回家服喪。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三月,劉墉服喪期滿還京,清廷念劉統勳多年功績,且察劉墉器識可用,詔授內閣學士,任職南書房。十月,任《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並派辦《西域圖志》及《日下舊聞考》,任總裁。次年七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不久,復任江蘇學政。在任期間,曾劾舉秦州舉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懲辦。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劉墉以劾舉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學政績顯著,遷戶部右侍郎,後又調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授湖南巡撫。時值湖南多處受災,哀鴻遍野,無災州縣也盜案迭起,貪官污吏猖獗,百姓怨聲載道。劉墉到任後,一面查明情由,據實彈劾貪官污吏,建議嚴辦;一面稽查庫存,修築城郭,建倉儲谷,賑濟災民,並准許民間開採硝石。僅一年餘,庫銀充實,民糧豐足,劉墉贏得了百姓的愛戴。 劉墉歷遷江西、陝西、江蘇,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劉墉被授湖南巡撫,其官職全稱是巡撫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節制各鎮,兼理糧餉,駐長沙,兼理軍民事務,成爲名副其實的封疆大吏。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遷劉墉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任職南書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館總裁。此時,御史錢灃彈劾山東巡撫國泰結黨營私等。劉墉奉旨偕同和珅審理山東巡撫舞弊案。劉墉至山東,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訪,查明山東連續三年受災,而國泰邀功請賞,以荒報豐。徵稅時,對無力繳納者,一律拿辦;並殘殺進省爲民請命的進士、舉人9人。及至濟南,經審問,查清國泰已知貪贓案發,遂湊集銀兩妄圖掩飾罪行。劉墉如實報奏朝廷,奉旨開倉賑濟百姓,捉拿國泰回京。此時皇妃已爲國泰說情,有的御史也從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護國泰。劉墉遂以民間查訪所獲證據,歷數國泰罪行,據理力爭,終使國泰伏法。在處理國泰一案上,劉墉不畏權要,剛正無私,足智多謀,與錢灃一起挫敗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撓而成功地執行了大清律法,爲民除了害。後來,民間曾據此事寫成通俗小說《劉公案》,對這位“包公式”的劉大人大加頌揚。 國泰案結,劉墉被命署吏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務。不久授工部尚書,仍兼署吏部,並充任上書房總師傅。 乾隆四十七年,劉墉奉調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書房行走。當時和珅炙手可熱,劉墉遂“委蛇其間,惟以滑稽悅容其間”。這又表現了劉墉爲人和爲官的另一面。劉墉是有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同時也是官場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場的規則做事,包括應付上級和同僚的圓滑趨避之術。大體說來,他任地方官、能夠獨當一面的時期,主要表現了清勤剛正的一面,“一時有閻羅包老之稱”;入京以後,正好碰上和珅專寵於乾隆,擅弄威權,排斥異己,劉墉只好以靜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劉墉剛入京的幾年仕途還算順利,做到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其間還處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這個案子的當事人國泰是山東巡撫,其父四川總督文綬是劉墉的老上級,更關鍵的是,國泰的後臺就是乾隆皇帝的紅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錢灃參劾山東巡撫國泰專橫,以向皇上納貢的名義大肆搜刮錢財,下屬歷城、益都等幾十個州縣倉庫虧空嚴重。乾隆皇帝對此事十分重視,責成和珅、劉墉等同錢灃一起前往覈查。 國泰,滿洲鑲白旗人,姓富察氏。國泰與和珅過從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辦國泰等的消息後立即派家人通風報信,使得國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項填補虧空的時間。赴山東途中,和珅還以言辭威脅錢灃。據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劉墉深知和珅與國泰的關係,因此常與錢灃密商對策。到山東歷城縣後,和珅說不用徹底覈對,只要抽查幾十個庫就可以了,並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錢灃要求先封庫,第二天徹底拆封。結果發現庫裏的銀兩“多系圓絲雜色銀”,通過盤詰庫吏得知,這些銀兩是從各商鋪借來充數的。於是,出告示叫各商鋪前來認領,“大呼曰:遲來即封貯入官矣”,意思就是說趕緊來,晚了就封存入官了,於是商賈紛紛前來認領,庫藏爲之一空。 在這件事上,劉墉自始至終支持錢灃,他的態度對於案情最終水落石出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很顯然,劉墉支持錢灃,同時也就得罪了和珅。從這件事我們看到,劉墉仍不失其“剛正”。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六月,命署直隸總督。八月,又調吏部尚書,不久,充順天鄉試正考。是年底,充經筵講官。次年五月,復兼理國子監事務。六月,授協辦大學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充玉牒館(修帝王族譜之處)副總裁。 此後的幾年裏,劉墉似乎總是在犯錯誤,受指責,乾隆對他顯然並不滿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劉墉因爲漏泄他和乾隆帝關於嵇璜、曹文埴(zhí)的談話內容,不僅受到申飭,而且失去了本應獲授的大學士一職。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託劉墉主持祭拜文廟。因他沒有行規定的一揖之禮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參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劉墉兼理國子監,發生鄉試預選考試中諸生饋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彈劾,結果劉墉受到處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負責皇子教育的上書房諸師傅因爲連天陰雨沒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這個情況十分惱怒,時任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被責處得尤其嚴厲,降爲侍郎銜,不再兼職南書房。乾隆皇帝還專門爲此下了一道上諭,大意是說因爲劉墉是大學士劉統勳之子,念及統勳爲朝廷效力多年,纔對劉墉加恩擢用。而劉墉在府道任上還算勤勉,及至出任學政就不再認真辦事,在湖南巡撫任上官聲也平常。入京爲尚書,辦事情更是一味模棱兩可。我曲意優容,未加譴責,原以爲他會感激聖恩,勤勉辦事,不想竟然發生上書房諸師傅曠工七日之久而劉墉置若罔聞之事。並說劉墉這樣事事不能盡職,於國則爲不忠,於父則爲不孝,其過失甚大,實在不能寬恕。應當說,措辭相當嚴厲。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以上書房阿哥師傅們久不到書房,劉墉身爲總師傅而不予糾正,被降職爲侍郎。不久,授內閣學士,提督順天學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初,遷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禮部尚書,並再次兼管國子監事務。五月,又署吏部尚書。 乾隆五十八年,劉墉爲當年會試主考官。因爲安排失當,閱卷草率,違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規定,劉墉等至少要罰俸10餘年。乾隆皇帝雖然作了寬大處理,劉墉還是被“嚴行申飭(chì)”。 嘉慶元年,因爲大學士一職空缺多時,破格增補戶部尚書董誥爲大學士,而資歷更深的劉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諭中又一次批評劉墉“向來不肯實心任事”,並舉例說,皇帝曾向劉墉詢問新選知府戴世儀可否勝任,結果劉墉對以“尚可”。而戴本來十分庸劣,斷難勝任。可見劉墉平日裏對於銓選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兩可之詞敷衍塞責。要他“捫心內省,益加愧勵”。 嘉慶二年(1797年)四月,授劉墉體仁閣大學士,但仍舊指責他“向來不肯實心任事,行走頗懶”,並說“茲以無人,擢升此任”,可見其評價。當然,以上兩條嘉慶初年的上諭,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見。 五月,奉旨偕同尚書慶桂到山東辦案,並察看黃河決口的情況。察看黃河之後,他上書請求於秋後在決口處“堵築”,下游“寬浚”。朝廷採納了他的意見。嘉慶四年(1799年)三月,加太子少保。後奉旨辦理文華殿大學士和珅植黨營私、擅權納賄一案。劉墉不畏權勢,很快查明和珅及其黨羽橫徵暴斂、搜刮民脂、貪污自肥等罪行20條,奏朝廷。皇上處死了和珅,沒收了他的家產。 嘉慶四年底,劉墉上疏陳述漕政,對漕運中的漏洞體察至深,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嘉慶皇帝看後,深以爲然。嘉慶六年(1801年),劉墉充任會典館正總裁。 劉墉不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書法家,是帖學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書家之一(其餘三人爲成親王、翁方綱、鐵保)。清徐珂在其《清稗類鈔》中稱讚劉墉道:“文清書法,論者譬之以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器,推爲一代書家之冠。蓋以其融會歷代諸大家書法而自成一家。所謂金聲玉振,集羣聖之大成也。其自入詞館以迄登臺閣,體格屢變,神妙莫測。”劉墉是一位善學前賢而又有創造性的書法家,師古而不拘泥。劉墉書法的特點是用墨厚重,體豐骨勁,渾厚敦實,別具面目。劉墉之書,尤善小楷。後人稱讚他的小楷,不僅有鍾繇、王羲之顏真卿蘇軾的法度,還深得魏晉小楷的風致。劉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經史,精研古文考辨,工書善文,名盛一時。著有《石庵詩集》刊行於世。 嘉慶七年(1802年),皇上駕幸熱河,命劉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時,他八十有餘,卻輕健如故,雙眸炯然,寒光懾人。 劉墉像是變了一個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謹也看不到了,此期間的劉墉更多表現出的是滑稽和圓滑世故。清人筆記記載,一次在軍機處吃飯,有同僚提起唐宋時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劉墉馬上接口說:“但使下民無殿糞,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爲之噴飯。 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有一個頗具意味的細節:乾隆問和珅,你是做忠臣呢,還是作奸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奸臣,我要做的是讓您高興、逗您開心的弄臣。結果乾隆對和珅的回答很滿意。這個情節很可能只是出於編劇的一種想像,但應當說,劇作家對乾隆心態的把握是比較準確的。 乾隆皇帝有一個“本朝無名臣”的理論,他說,因爲朝廷綱紀整肅,本朝沒有名臣,也沒有奸臣。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爲了把所有榮譽歸於聖主,大臣們所做的一切有利於百姓的事情,都是出於聖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絕爲地方官建德政碑、送萬民傘之類爲官員揚名的活動。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滿,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權力慾和虛榮心越發膨脹,此時他的身邊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辦事、以皇帝的是非爲是非的奴才。 再加上當時朝堂上宵小環繞,和珅弄權,勾結黨羽,把持朝政,排斥異己,正直之士很難有所作爲。御史曹錫寶曾經想通過參劾和珅家奴劉全以達到懲辦和珅的目的,結果反遭陷害,被革職。所以就不難明白,爲什麼當劉墉爲地方官時還做了一些興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邊卻反而無所建樹,唯唯諾諾。也許從適應官場規則、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劉墉這樣小錯不斷、屢遭申飭、弄得自己名譽掃地,未必不是聰明之舉。 在當時以滑稽方式爲官的還大有人在。比如嘉慶帝的老師朱珪,也是如此。據說他晚年每逢門生、舊吏來看望,他所言皆不關政治,全爲詼諧之語。 這些以清正剛直著稱的官員尚且如此,當時官場風氣可見一斑。乾隆皇帝聰明太過,使得大臣們只好裝糊塗;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們只得“平庸”。這使人不禁聯想到漢高祖劉邦與承相蕭何之間的關係。蕭何作爲大漢第一功臣協助劉邦奪取天下後,繼續兢兢業業地辦事,清正廉潔地爲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極好。這使得劉邦很不放心,於是找藉口將蕭何抓了起來,雖然念及舊情最終又釋放了蕭何,但蕭何出獄後汲取了教訓,不再顧及名聲,圈地、貪瀆之事也頗做了幾件。老百姓意見很大,也有人向劉邦告狀,這下劉邦卻一笑了之,不再追究。 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嘉慶九年對應公曆1804年,但十二月二十五日時公曆已經進入1805年。按傳統農曆紀年爲嘉慶九年,但在用公曆表示生卒年份時,本着尊重事實的態度,還是應該記成“卒於1805年”),劉墉於北京驢市衚衕家中逝世,享年86歲。去世的當天,他還曾到南書房當值,晚上還開宴會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嘯亭雜錄》記載,劉墉死時,說他“鼻注下垂一寸有餘”,暗合佛語中的善於解脫之意。不管怎樣,劉墉可算得上是無疾而終,壽終正寢,功德圓滿。卒後贈太子太保,諡號文清,入祀賢良祠,諭祭葬。 劉墉家族,世人稱之爲諸城劉氏,諸城劉氏家族從劉必顯開始五代爲官,有三公二宰相,因此諸城也成爲劉氏的望族所在。 諸城自古名人輩出,在西漢初設東武縣,隋代方改稱諸城,劉墉作爲諸城人,以諸城古地名“東武”自號,足見劉墉深以爲諸城人爲豪。
劉墉(1719~1804),字崇如,號石庵,另有青原、香巖、東武、穆庵、溟華、日觀峯道人等字號,清代書畫家、政治家。山東省高密縣逄戈莊人(原屬諸城),祖籍江蘇徐州豐縣。乾隆十六年(1751年)進士,劉統勳子。官至內閣大學士,爲官清廉,有乃父之風。劉墉是乾隆十六年的進士,做過吏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工書,尤長小楷,傳世書法作品以行書爲多。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於京。諡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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