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造詣

作者：佚名 理學家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着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爲標準取士，朱學定爲科場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爲宗”。朱學遂成爲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後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朱熹的學術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響。 兩宋時期，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他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爲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爲後世所稱道。其門人黃斡曾總結曰：“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行狀》）又曰：“自周以來，任傳道之意，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日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宋元學案．晦翁學案》）這些評價雖屬溢美之辭，但真實地反映了朱熹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其影響。朱熹死後，被諡爲“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其思想被尊奉爲官學，自元朝始，朱熹關於經學註釋著作成爲科舉考試的依據。而其本身則與孔子聖人並提，稱爲“朱子“。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朱熹之言，則成爲不能更改的、絕對的權威。易學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於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啓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後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朱熹真正確立了河洛之學和先天之學在學界的地位而爲後世大多易學家所認可。 朱熹十四歲，父去世，遵父遺命，他從學於父友胡原仲、劉致中、劉 衝。後劉致中以女許嫁朱熹。紹興十八年（1148年），十九歲朱熹登進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羅從 門人李侗爲師。始知釋老之說爲非，學問而就平實。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棄官回故里，致力學術，歷二十餘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辭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歲的朱熹出知南康軍，八年，改除提舉浙東常平鹽公事。光宗即位後，又知漳州、潭州。寧宗即位，除煥章閣待制兼待講。總之，朱熹一生自舉進士至死，凡五十年，經歷了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仕於外者共九年，立於朝者四十日，爲寧宗講《大學》。其餘四十年過着講學著書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論語集註》、《孟子集註》、《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參同契考異》、《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此外，還有《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閡人輯錄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其易學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義》、《易學啓蒙》、《朱子語類》等書中。按朱熹《年譜》，《周易本義》成書於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啓蒙》成書於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據今人朱伯昆考證，“《本義》於《啓蒙》前，並未成書。”（《易學哲學史》中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年）此說可謂精確。需要說明的是，《易學啓蒙》雖列朱熹名下，而並非他一人所爲，是他與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結果。蔡元定學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記載道：“晦庵疏釋《四書》，因先生論辨有所啓發者非一。……六經、《語》、《孟》、《學》、《庸》之書，先生與之討論講貫則並馳其功焉。《易學啓蒙》一書，先生研精覃思，屢年而後就，晦庵復刪潤之，始克成書。”（《蔡氏九儒書》卷首《蔡氏諸儒行實》）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關於《易學啓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刪潤而成的記載，在《宋史》中有同論。《宋史.蔡元定傳》曰：“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畢竟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這一點同時在未熹的言論中可以得到印證。朱熹在給蔡元定信中說：“《啓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說：“《啓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爾？”（《文集續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啓蒙序》中也明言：“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雲。”此“同志”即蔡元定。“爲書四篇”中“書”即《啓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記可信。 著作研究 朱熹作爲中國封建社會13世紀以來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以他爲代表的理學思想在中國社會、東亞各國家民族，乃至世界華人社會有着相當的影響及作用。朱熹的哲學、思想以及對朱熹著作的考證、朱熹歷史地位的評價等問題都有待展開了充分、深入的研究。 他的研究觸角涉及到儒家經典的所有領域。清代學者全祖望在編撰《宋元學案》時曾感慨地稱朱子是一位“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大學者。據《四庫全書》的著錄統計，朱子現存著作共25種，600餘卷，總字數在2000萬字左右。這還是個十分不完全的統計，但僅僅這一組數字已極爲可觀，足以樹起一座辛勤創作的思想家的穹碑。 除了著作的豐碩之外，朱子的著述還呈現出形式多樣化的特點。“述而不作”是從孔子即已開始的儒家傳統。所謂“述”，實質上是一種藉助對儒家經典的註解和詮釋來闡發自己思想和理論的創作方式。朱子是利用這種方式構建自己理學體系最成功和最活潑的學者。他的《四書章句集註》、《詩集傳》、《周易本義》等就是這一類著作中的代表。但朱子又決不是個“不作”者，他以大量嚴謹的理論著作爲自己的理學大廈奠定了基石。《太極圖說解》、《西銘解》等是其哲學思想的高度結晶，《通鑑綱目》、《名臣言行錄》等是其史學理論的集中展示，而一部《晦庵文集》則是他理學思想的最後集結。朱子的另一類著作，如《楚辭集註》、《韓文考異》等是對前代學術遺產的整理和研究。這一類著作不僅顯示出朱子深厚和廣博的學術功力，更表明了他在不同時期的學術取向。爲前代理學家編纂遺文，是朱子著作的又一種類型。他爲程頤、程顥編了《二程遺書》、《二程外書》， 爲謝良佐編了《上蔡語錄》，還爲他的父親朱鬆編了《韋齋集》。朱子還有一部與友人合作的著作《近思錄》。這是他居喪期間在寒泉精舍爲母親守墓時與呂祖謙共讀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的著作，共同編選而成。這是一本被稱爲“我國第一本哲學選輯之書，亦爲北宋理學之大綱，更是朱子哲學之輪廓”（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引言）的重要著作。 在朱子生前即已有人開始編印他的著作。朱子逝世以後，裒集、輯錄朱子不同類型和不同內容的著作以成書的現象，隨着朱子地位的不斷提高而越演越烈。清代是編集著作最盛的時期，不僅官方對此表現出濃厚興趣，民間的熱情也非常高漲，“大全”、“全書”、“類編”、“類纂”、“全集”、“大全集”之類的書層出不窮。康熙年間，大學士李光地奉敕編修的《朱子全書》，是其中影響較大的一部，卻也是一部不全之書。所以，準確地說，自朱子逝世至今800年間，還沒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朱子全集問世。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