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恩怨

作者：佚名 說到蘇東坡的政敵，最難措辭的莫過於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迴避王安石，因爲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又是上下級關係，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後，中書舍人蘇軾爲其撰《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足見關係的不一般。 東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當然，更重要的是東坡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爲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生衝突。 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弔唁，蘇洵獨不前往。東坡對其父寫《辨姦論》是不以爲然的，認爲有些話說得太過分。東坡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讚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爲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東坡對王安石好爲大言詭論的行爲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熙寧二年(1069)，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後又想讓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攔併力薦呂惠卿。同年，東坡爲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爲問，王安石大爲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東坡文學出衆，爲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東坡是“邪險之人”，還說1066年東坡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東坡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他與蘇東坡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爲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於死地。甚至，當“烏臺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與蘇東坡長期政見不和，而蘇東坡卻正是因爲蔟擊新政而罹禍，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軾本人已經屈打成招，就連他自己的許多親朋好友都噤若寒蟬，無人敢爲蘇東坡說一句話，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此時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獨在家獨守貧寒，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冒險在蘇東坡的親友都不敢爲他說話時上書皇帝爲他申冤，正因爲個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顧個人好惡寧肯冒着危險在別人都不敢爲蘇軾說話，甚至連其親朋好友都不敢爲其說話時在自己失勢的情況下仍然挺身而出爲蘇軾向皇帝直言鳴冤，真可謂高風亮節！ 同樣，蘇軾對王安石的不滿也僅僅限於政治觀念上，蘇東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後寫詩給他，說“從公已覺十年遲”，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爲天意要託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並稱贊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無話可說。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且是歷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後無任何遺產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