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成就

作者：佚名 散文 曾鞏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极參與者，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重要骨幹。作爲歐陽修的積極追隨者和支持者，幾乎全部接受了歐陽修在古文創作上的主張，他在理論上也是主張先道而後文的。但比韓愈、歐陽修更着重於道。在古文理論方面主張先道後文，文道結合，主張“文以明道”。其文風則源於六經又集司馬遷、韓愈兩家之長，古雅本正，溫厚典雅，章法嚴謹，長於說理，爲時人及後輩所師範。《宋史·曾鞏傳》評論其文“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王安石說：“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鬥”。蘇軾認爲：“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蘇轍則用“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來概括曾鞏的學術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何世之知公淺也。”其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異議；記敘性散文舒緩平和，翔實而有情致，對後世創作影響極大，明清兩代著名作家都將其作品奉爲典範。曾鞏爲文，自然淳樸，而不甚講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較少的一個。 詩歌 曾鞏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詩。現存詩400餘首，大都寫得比較質樸，雄渾超逸，含義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劉壎認爲曾鞏“平生深於經術，得其理趣；而流連光景，吟風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與興寡，先生之詩亦然”（《隱居通議》卷七），道出了他詩歌藝術的主要特徵。但他並非只善賦體，也有一些詩長於比興，形象鮮明，頗得唐人神韻。他的各體詩中以七絕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頗有風致。如《西樓》、《城南》、《詠柳》等，稱得上宋代近體詩中寫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論，他的詩不如韓、柳、歐、王與蘇軾，卻勝於蘇洵、蘇轍。但爲文所掩，不受重視。詞僅存《賞南枝》一首。其詩文曾被選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行。 曾鞏的學術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聲譽。降及南宋，盛譽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獨服膺曾鞏。呂祖謙編選《古文關鍵》時，只取曾鞏，不取王安石，可見當時風尚。元末明初朱右編選《八先生文集》，開始將曾鞏與韓、柳、歐、王及三蘇並列。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作文都推尊曾鞏。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抄》，將曾鞏正式列爲八大家之一，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劉大櫆、姚鼐等，將歐陽修、曾鞏的文章作爲楷模，從學曾入手學歐文。這種風氣在從方苞到方東樹的幾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沒有多大改變。從宋到清，雖也有個別貶抑曾鞏的言論，但不是主流。 曾鞏強調六經爲本源，借聖人之學加強文章底蘊，追求一種雍容典雅的藝術風格。無論敘事、議論都沖和平淡、委曲周詳。佈局完整嚴謹，節奏舒緩不迫，語言乾淨，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且其開闔、承轉、起伏、迴環都有一定的法度，顯得規矩嚴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於學習。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學“古文”多由模仿曾文入手，這當是一個重要原因。 曾鞏一生用功讀書，家裏藏書二萬餘卷，他一一加以校勘，至老不倦。收集古今篆刻500卷，編爲《金石錄》。所著文集《元豐類稿》50卷現存於世，有《四部叢刊》影元本。曾編校過《梁書》、《陳書》、《南齊書》、《列女傳》，整理過《戰國策》、《說苑》，另有《續稿》40卷、《外集》10卷，宋後亡佚。 曾鞏還十分重視興教勸學，培養人才，在撫州居所側建有“興魯書院”，並親自定學規、執教席，推動撫州學風。在南豐“子固公園”，有曾鞏幼時讀書處──讀書巖、曾文定公祠、仰風亭、思賢堂，縣博物館亦建在其內。南昌市有一條子固路，也是後人爲紀念這位先賢而命名的。 南豐曾氏爲耕讀世家。自鞏之祖父致堯於太平興國八年（983）舉進士起，77年間曾家出了進士19位。進士中，致堯輩7人，其子易佔輩6人，其孫鞏輩6人。此外，鞏之妹婿王安國、王補之、王彥深等一批人亦皆進士。披閱《建昌府志》、《南豐縣志》及諸曾著作如鞏之《元豐類稿》，我們不能不被該家族的儒學底蘊、文化積澱與苦學精神所震驚。曾鞏進士同年蘇軾、蘇轍贈詩稱：“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非虛言也。 應用文 曾鞏作爲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豐類稿》和《隆平集》傳世，從他傳世的文集來看，他的興趣主要在於史傳、策論一類的應用文。尤其是他從事史書編纂工作多年，對史傳碑誌的寫作較有研究。對他有關應用文的理論進行研究和總結，對現代應用文的發展不無指導意義。 應用文起源於堯舜時代。他在《辭中書舍人狀》中論述應用文的歷史發展時，斷定應用文起源於堯舜時代。在唐、虞、夏、商、周時代。君主一方面創新政事，按百官的實績賜與爵位和恩惠，另一方面教化治理平民，一定要有詔、號、令、命一類的應用文詔告天下，傳達君主的意圖。於是君主挑選聰明、才能出衆、工於語言的文學大臣載於典冊，使君主的意圖傳佈暢達，施行於天下，傳於後世，這樣就產生了應用文，以作爲教化治理的工具。“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爲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逸、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散揚演暢，被於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辭中書舍人狀》)應用文起源於堯舜是他根據有聖君就有應用文推斷出來的。因爲聖君要治理國家，治國的號令要使天下人周知，唯一的途徑就是借“能言之士”通過文字傳達，應用文是治理國家所必須的。”蓋聖君難諭之情，將欲施於號令，得當世能言之士，然後是於文辭”(《謝中書舍人表》最早的應用文見於甲骨卜辭，是現今通行的說法，曾鞏認爲應用文的起源早於甲骨卜辭。這種說法還是可信的。其一，符合應用文爲應用而產生的實際；其二，符合有文字便有文章的基本原理，據考古研究的資料表明，漢字歷史可遠溯到五六千年前。（節選自《應用寫作》學術月刊1995年第1期《曾鞏應用文論》） 主要著作 曾鞏的思想屬儒學體系，他贊同孔孟的哲學觀點，強調“仁”和“致誠”，認爲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虛心自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對兼併政策，主張發展農業和廣開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時，總是以“仁”爲懷，“除其奸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齊州雜詩序》)。由於他思想有一定侷限性，因此，對王安石變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認爲法愈密，則弊愈多。但是曾鞏也不主張死守成法，他對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滿，提出“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戰國策目錄序》)的觀點。主張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對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動上，他能夠維護新法，在齊州爲官時，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樂業。 曾鞏的散文創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极參加者。他師承司馬遷、韓愈和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把歐陽修的“事信、言文”觀點推廣到史傳文學和碑銘文字上。他在《南齊書目錄序》中說：“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他強調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發難顯之情，寫“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風以“古雅、平正、沖和”見稱。《宋史》本傳說他“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立，分析辨難，不露鋒芒。《唐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證辯，論得失而重理，語言婉曲流暢，節奏舒緩不迫，可與歐陽修的《朋黨論》媲美。他的記敘性散文，記事翔實而有情致，論理切題而又生動。著名的《墨池記》和《越州趙公救災記》熔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深刻有力，通情達理。他的書、序和銘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歐陽舍人書》和《上福州執政書》歷來被譽爲書簡範文。敘事委婉深沉，語言簡潔凝練，結構十分嚴謹。《戰國策目錄序》論辯人理，氣勢磅礴，極爲時人所推崇。當西昆體盛行時，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風，專趨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讚歎說：“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漢星之鬥。”(《贈曾子固》)。蘇軾也說：“醉翁門下士，雜從難爲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 曾鞏也擅長寫詩，有400餘首傳世。其詩或雄渾瑰偉，或委婉超逸，無不含義深刻，妙趣橫生。《迫租》描繪了“今歲九夏旱，赤日萬里灼”，“計雖賣強壯，勢不旭弱”的慘狀，發出“暴吏體宜除，浮費義可削”的呼聲，與王安石的《兼併》詩有異曲同工之妙。絕句《西樓》、《城南》，清新雋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詩作的風致。他的詠物詩多數富有新意，如《詠柳》詩：“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樹隱喻奸臣和邪惡勢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別開生面。曾鞏的詩作，格調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詩言文言理的通病，又爲其文名所掩，故不甚爲人們所注意。 曾鞏一生整理古籍、編校史書，也很有成就。《戰國策》、《說苑》、《列女傳》、《李太白集》和《陳書》等都曾經過他的校勘。《戰國策》和《說苑》兩書，多虧他訪求採錄，才免於散失。他每校一書，必撰序文，藉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曾鞏好藏書，珍藏古籍達20000多冊；收集篆刻500卷，名爲《金石錄》。曾鞏治學嚴謹，每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故能“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說他的文章“一落紙，爲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狀》，見《元豐類稿》卷末)。曾鞏培養了一批名儒，陳師道、王無咎、曾肇和曾布受業於他。《宋元學案》雲：“陳無己(師道)好學苦志．以文謁曾子固，子固爲點去百十字，文約而義意加備，無己大服。” 曾鞏的文章對後世的影響也很大。南宋朱熹“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劉大槐、姚鼐和錢魯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爲圭臬。《明史·王慎中傳》載：“慎中爲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之下無可取，已司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順之初不服，久亦變而從之。” 曾鞏一生著述豐富，有《元豐類稿》50卷、《續元豐類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於世。另外，他還著有《衛道錄》、《大學稽中傳》、《禮經類編》、《雜職》、《宋朝政要策》、《詩經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後，《續稿》、《外集》散佚不傳，今僅存《元豐類稿》 50卷。又世傳《隆平集》30卷舊題曾鞏撰，前人考訂系出於僞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