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

作者：佚名 革新變法 魏源是一個進步的思想家、史學家和堅決反對外國侵略的愛國學者。他積極要求清政府進行改革，強調：“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無不除弊而能興利之法，無不易簡而能變通之法。”他着重於經濟領域的改革，在鴉片戰爭前後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運、鹽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於“國計民生”，認爲“變古愈盡，便民愈甚”。這些主張不僅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對於後來的資產階級變法維新運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反對侵華 魏源堅決反對西方資本主義的侵華活動，提出了反侵略的主張與辦法。他對人民羣衆的力量有一定的認識，同林則徐“民心可用”的觀點相一致，提出“義民可用”的主張。他從三元里和臺灣等地人民抗英鬥爭中得到鼓舞。在三元里人民痛擊英國侵略者之後，他滿懷激情地以“同仇敵愾士心齊，呼市俄聞十萬師”，“前時但說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縱夷”的詩句，熱情謳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鬥爭，憤怒聲討投降派爲侵略軍解圍的可恥行經，並在《海國圖志》中寫道：“三元里之戰，以區區義兵，圍夷酋，斬夷師，殲夷兵，以欵開網之而逸，孰謂我兵陸戰之不如夷者？”又說“廣東之斬夷首，捐艦者皆義民”，“兩禽夷舶於臺灣，火攻夷船於南澳者亦義民”。他主張利用和依靠人民羣衆作爲抵抗外來侵略的主要力量，與投降派“防民甚於防寇”的反動政策形成鮮明的對照。 爲了有效地進行抵抗，他反對“浪戰”，而主張“以守爲戰”。他總結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提出“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一曰調客兵不如練土兵，調水師不如練水勇”，主張採取誘敵深入的策略，“設阱以待虎，設以待魚”，以殲滅來犯者。這種相信熟悉情況的當地人民羣衆，發揮他們的長處和抗敵的積極性來組織反侵略武裝力量，並採取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是切合於當時敵強我弱，敵寡我衆的客觀實際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興辦實業 魏源同林則徐一樣，是鴉片戰爭時期“睜眼看世界”，最有眼光的人物。他既堅決反抗侵略，又重視瞭解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作爲對付侵略的重要方法。他在《海國圖志》中很好貫徹併發揮了林則徐瞭解和學習西方的思想和做法，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正確口號，認爲“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把學習西方的“長技”提高到關係國家民族安危的大事來認識，使之在當時社會上發生了振聾發聵的重大影響，針對當時封建頑固派把西方先進的工藝技術一概目之爲“奇技淫巧”的無知，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必須認真加以學習，而不能盲目自大，自甘落後，爲此，他提出一套具體方案，不但包括了官辦軍事工業，改進軍隊武器裝備的內容，而且提出了興辦民用工業，允許商民自由興辦工業的主張。其中包含了例如：“量天尺、千里鏡、龍尾車、鳳鋸、水鋸、火輪舟、自來火、自轉碓、千金秤之屬，凡有益民用者，皆可於此造之”，主張以後“沿海商民，有自願仿設廠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聽之”。他還倡議“立譯館翻夷書”，並“於閩粵二省武試，增設水師一科，有能造西洋戰艦、火輪舟、造飛炮火箭、水雷奇器者，爲科甲出身”，以獎勵科學發明。他認爲這樣做，即可以“盡得西洋之長技爲中國之長技”，逐步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從而達到“制夷”之目的。他滿懷着民族自豪感，對中華民族的智慧才能充滿信心，認爲“中國智慧無所不有”，中國“人材非不足”，“材料非不足”，中國有着豐富的礦藏和資源，具有自己的有利條件。他相信中國人民有能力掌握西方的新式生產技術，可以逐步做到“不必仰賴於外夷”，指出只要經過努力，若干年後，必然“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中國一定能富強起來，趕上並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推崇民主 魏源不僅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生產技術，而且也很推崇和歆慕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他稱譽瑞士“不設君位，不立王侯”，“推擇鄉官理事”，是“西方桃花源”。又說“墨利加北洲(指美國)之以部落代君長，可垂奕世而無弊”。在封建專制制度長期統治下的當時中國，敢這樣讚美沒有君主和皇帝的政治制度，不能不說是很有膽識的見解。 賦稅思想 在賦稅問題上，魏源主張培植和保護稅源，指出“善賦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而培其本根”。他指責苛重稅斂，“不善賦民者，譬則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認爲重稅破壞了納稅人的財產，也就破壞了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彼貪人爲政也，專脧富民；富民漸罄，復脧中戶；中戶復然，遂致邑井成墟”，“有因何不種稻稷？秋收不給兩忙稅，洋銀價高漕斛大，納過官糧餘秸秷。”魏源主張國家利用賦稅手段保護工商業的發展，認爲“士無富民則國貧，士無中戶則國危，至下戶流亡而國非其國矣”。他所強調的富民主要是指工商業者。提出這一思想。有助於民族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魏源還對生產經營成本高低的原因及其對財政稅收的影響作了一定的分析，例如他認爲淮鹽成本之高是由於細商所支付的浮費和勒索太多。如果廢除細商專賣制度允許散商憑票運銷，即可大大降低成本從而降低價格，這樣既可促進食鹽銷售，抵制走私，又可增加國家的鹽稅收入。魏源的這一觀點在我國19世紀以前的經濟思想中是極爲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