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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辯誣

作者:佚名 李商隱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會動盪不安,政治腐敗的晚唐前期。社會病態紛呈,矛盾重重。李商隱出生於一個小官宦之家。少年喪父,他協助母親千里迢迢帶着父親的靈柩歸裏。弱小孤男,撐持門面,傭書販舂,備嘗艱辛。家境困厄,不費學業,16歲即以文章知名於文士之間,先得白居易賞識,再得令狐楚知遇,對其培植獎掖。然科場不公,五考方得一第;官場污濁,十年不離青袍。就婚王氏夫妻恩愛情篤,卻給仕途帶來厄運,致使終生處在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說不清,道不明,受盡夾板氣。雖苦苦掙扎,也無法擺脫人際關係這張無形的羅網,致使他“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 李商隱就生活在這樣動盪不安的社會大環境中,本人又遭逢種種不幸。但他從未向命運低頭,一直在拼命抗爭。他的精美絕倫的詩文便是抗爭與控訴的記錄。他是一個至情至性,重情重義,很有骨氣的正人君子,絕非是勢利輕浮不講信義的輕薄小人。只要認真考察幾件事,便可以真正理解李商隱的政治品質和生活品質,而正是這兩個方面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先說政治品質。此方面之關節點則在於所謂的“去牛就李”的問題。李商隱受知於令狐楚,令狐父子對李商隱有恩,這是毫無疑問的。令狐楚終生都非常器重愛護這個才華橫溢的青年,臨死時還將寫《遺表》的任務交給他,可謂知遇至深。然終商隱之世,觀其所有詩文,對令狐楚始終充滿着感激之情,絕無半字微詞。無論是從史傳所載還是從商隱詩文內證來看,商隱平生未作一件有負令狐家之事,何背恩之有?就婚王氏,純屬個人婚姻選擇問題,王茂元當時亦非朝廷要員,其實也沒有明顯的黨派傾向,又何能談得上“去牛就李”? 當兩黨激烈鬥爭之時,每當發生大的人事關係變動,李商隱沒有一次趨炎附勢去攀附得勢者。相反,他總是同情那些失勢被整之人。牛黨中的蕭浣,楊嗣覆被貶時,他曾前往貶所探望。會昌年間令狐綯失勢時,李商隱與他的交往反而密切一些。李德裕被貶之時,李商隱毫無顧忌地爲其《會昌一品集》作序,對其政績人品給予崇高的評價,爲一個被當政者嚴密監視下的下臺宰相大唱讚歌,這需要不凡的膽識和氣魄。僅此一點,便可看出商隱具有堅持正義,守正不阿,同情弱者,不依附權貴的寶貴品格。晚唐社會,官宦竊柄,擾亂朝綱,牛李黨爭。勾心鬥角,人事紛紜,互相傾軋。李商隱終生關心民生疾苦,在弘農縣尉任上,爲活獄而不怕得罪上司孫簡,不怕丟官,足以顯示出他的熱血心腸和骨鯁氣節,此亦是政治品質之大節。 再說生活品質。李商隱在就婚王氏之前確實有過戀愛經歷。他與柳枝、宋華陽都相戀過,而且戀得非常癡情。但當他與王氏結婚之後,對愛情卻頗爲專一執着,未有竊玉偷香之事。他與妻子的感情很深篤。王氏死後,商隱在梓州幕府時,府主同情他鰥居清苦,要把才貌雙佳的年輕樂伎張懿仙賜配給他。當時商隱正值中年,喪妻逾歲,續絃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隱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謝絕,獨居至死。妻亡之後尚能如此鍾情自守,妻在之時更無可能輕佻放浪。商隱非輕薄之徒。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動讀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熱愛生活,關心現實與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纔可能創作出反映社會主流與本質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無論如何也寫不出格調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詩人,祖籍河內(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陽,出生於鄭州滎陽。他擅長詩歌寫作,駢文文學價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詩人之一,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爲“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裏排行第十六,故並稱爲“三十六體”。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穠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和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優美動人,廣爲傳誦。但部分詩歌過於隱晦迷離,難於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因處於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後葬於家鄉沁陽(今河南焦作市沁陽與博愛縣交界之處)。作品收錄爲《李義山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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