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

作者：佚名 王世貞與李攀龍、謝榛、宗臣、樑有譽、吳國倫、徐中行等相唱和，繼承並倡導“前七子”復古理論，史稱“後七子”。其始，王世貞與李攀龍同爲文壇盟主。李死後，又爲文壇領袖20年，“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明史·王世貞傳》）。有所謂“前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等等名目，可見其影響甚大。 王世貞的文學觀主要表現在《藝苑卮言》裏。雖然他並未脫離前七子的影響，仍然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其學問淹博，持論並不似李攀龍那樣偏激，故時露卓見。他雖然十分強調以格調爲中心，但也認識到：“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藝苑卮言》卷一)這就將創作者的才思與作品的格調密切聯繫起來，看到了才思生格調、格調因人而異的必然性，實爲李夢陽、李攀龍所未發。王世貞雖然也主張從學古入手，但他特別注意“捃拾宜博”，強調“漸漬汪洋”，最終要求“一師心匠”。並且認爲，唯有這樣，創作方法才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達到“氣從意暢、神與境合”的地步。這顯然與一味主張模古範型者有別。到了晚年，他的文學思想更有一些顯著變化。他自悔40歲前所作的《藝苑卮言》，並悟出“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守詩選序》）的道理，有取於宋元之詩，還稱賞歸有光的散文“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歸太僕贊》）。王世貞作爲後七子的首領，他也覺察到復古的流弊，標誌着統治明代中期100餘年的復古思潮已瀕臨絕境。 從王世貞《樂府變》的序言來看，他主張創作要繼承《國風》批判現實精神，他要求詩歌要不避禁綱，批評時事，以成一代“信史",實屬難能可貴。所以他的詩歌有不少感時傷世的政治詩，現實感較爲強烈。《鈞州變》無情地揭露了貴族藩王的荒淫殘暴，《袁江流鈴山崗當廬江小吏行》在濃墨鋪敘了嚴嵩父子橫行不法，造成“不復問詔書，但取相公旨”的局面之後，譴責了他們“負國”的累累罪行，義正辭嚴，氣勢磅礴。《太保歌》以鮮明的對比手法描寫了陸炳生前“一言忤太保，中堂生荊棘”的囂張氣焰和死後金寶盡流離，妻子盡逐故郡，兄弟作長流等的淒涼景象,其中寄寓了詩人無限感概。王世貞不僅對封建統治階級裏的腐朽勢力有所抨擊，還對君王進行了旁敲側擊的嘲諷。如《正德宮詞》之四，對沉湎酒色的武宗有所諷諭；又如《西城宮詞》之六，對聽信道士胡言，選少女煉丹鉛的世宗也極盡揶揄。此外，王世貞的詠史詩，通過對“固始祠中”的許忠節公猶有“父老椎牲考鐘鼓”的讚歎，通過對“丈夫變名難變心，此心在宋不在身”的文天祥的崇敬，也流露了詩人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