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柳宗元《駁復仇議》是一篇高揚以人爲本思想的光輝篇章。它以對弱者的深切同情，批駁初唐
陳子昂“既誅且旌”的論點，並且，闡述了“調”即和諧在處理社會矛盾中的作用。全文層次清楚、內容豐富，對今天，依然有啓發。
《駁復仇議》中，柳宗元不僅破字當頭，對陳子昂進行了毫不客氣的否定與反對，讀來“勁暢”；而且，立在其中，聯想到社會矛盾與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確有“卓識”。概括一下，全文大致有四個層面：
一、“旌”與“誅”不能並用。
柳宗元先說，“禮”與“刑（法）”，儘管性質相同、目標一致，都在於“防亂”，但它們的應用，卻判然分離，即，“禮”是“本情以正褒貶”，它必須調查“誠（好）”或“僞（壞）”的事實；“法”，是“窮理以定賞罰”，它注重研究“曲（錯）”或“直（對）”的結論。一個是“始（本）”，一個是“端（末）”。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柳宗元繼續說，徐元慶做了可“旌”的“誠（好）”事，陳子昂卻硬要將他放到“曲（錯）”的位置，說“彼殺之，我乃殺之”，這叫做“濫”，造成“黷刑（枉法）”；相反，如果徐元慶的確“曲（錯）”了，該“執而誅之”，卻偏要說他做了“誠（好）”事，那麼，這是“僭”，“壞禮（禮不健全）甚矣”。基於這種分析，柳宗元認爲，陳子昂所謂“既誅且旌”應該“編之於令、永爲國典”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無法“趨義”、“違害”）。
二、既然徐元慶是“守禮而行義”者，那麼，他就一定不會與“王法”爲敵（守法人）。
《新唐書·孝友·張琇傳》載：“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從此案例，我們大致可獲兩點信息：（一）徐爽無罪；（二）徐元慶有冤。事實上，柳宗元就是根據這兩個判斷，認爲，趙師韞殺害徐爽，是“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使徐元慶蒙冤；加之，“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使徐元慶無處申冤。於是，他才同趙師韞不共戴天，“處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胸”。應該說，柳宗元對此行動，給予了極高評價，他說，徐元慶的“不忘仇”，是“孝”；徐元慶的“不愛（怕）死”，是“義”。這樣一個“守禮而行義”的人，“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他又怎麼可能做出“悖驁而凌上”，即，“仇天子之法”、“戕奉法之吏”的錯誤舉動來？
三、在一來一往的“兩下相殺”中，徐元慶是值得同情的弱者。
柳宗元說，在徐元慶與趙師韞的尖銳對立中，他是“弱”者；另外，在徐元慶與州牧、刑官的據理力爭中，他又是“寡”者。就是這樣一個弱者、寡者，做出了令“執事者”（指州牧、刑官等）“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要忙着認錯、道歉）”的“得禮”（徐爽沒有“抵罪觸法，陷於大戮”）之事，本該旌表，卻置死地，使柳宗元對徐元慶的悲慘遭遇，深感不平與無道；他堅定地站在弱者的立場上，大聲疾呼：“而又何誅焉！”使我們彷彿聽到了他那發自心靈深處的怒吼。真的，我們還非常有必要研究柳宗元滿懷同情的措詞：“籲號不聞”、“介然自克”、“即死無憾”、“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暴寡脅弱”、 “服孝死義”等，正所謂“深痛至憤所不能已者”。
四、解決普遍存在着的社會矛盾與衝突，最理想的境界是“調”。
陳子昂在《復仇議狀》中，說了這樣一段話：“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認爲，作爲兒子，都有親生父親，如果大家因爲愛自己的父親而去恨兇手、殺仇人，那麼，勢必帶來難以掌控的混亂狀況。對此論調，柳宗元駁斥道，陳子昂一方面侈談“禮”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卻又不懂“禮”的中心內容，即，“禮”的性質與目標，在於“防亂”；而“防”的最有效辦法，莫過於“調”字。於是，他引用《周禮·地官·調人》：“掌司萬人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指出，國家的治理，需設“調人”官職，他們的責任所在，是化解怨恨；而他們的理念，則是勸阻仇殺，不管應不應當。在這裏，我們分明見出柳宗元引述的用心，即，如果積極主動地去“調”了，那麼，“殺人”的概率必然會大大降低，而陳子昂所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的局面，也根本不會再發生（“不除害”）。 既然如此，那麼，“調”究竟包含了什麼樣的具體內容？
在柳宗元那裏，“調”絕非隨便的字眼；他以自己的體驗與感受，從宏觀與微觀的各個層面，進行過嚴肅而又深入的思考，即，他把可以“防亂”的“調”字，放到整個“王法”的系統中去，認爲，它是不可或缺的：
（一）官要守法。柳宗元說，官吏，在行政的過程中，要無條件地“奉法”：“凡爲治者，殺（人），無赦”。而不能知法犯法，即，蓄“私怨”、鼓“吏氣”、“虐於非辜”。這就不但不能被羣衆容納與接受，反而，會引起仇恨。
（二）上下不可蒙冒（矇蔽、掩蓋）。柳宗元認爲，當下級官吏爲自己的利益而引發仇恨時，上級要“聞”、要“問”，而不是“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所謂“聞”，即，認真地傾聽百姓的“冤抑沉痛”；所謂“問”，即，與百姓仔細地攀談，不讓他們“號無告”。柳宗元繼續批判，除此之外，“執事者”還應對自己不但沒有監督，反而矇蔽、掩蓋、縱容、包庇犯法的下級，感到羞恥與慚愧，因爲，徐元慶的最終“復仇”，與他們有着間接的因果關係。
（三）要用調查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柳宗元引《周禮·地官·調人》，有這樣一句話：“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所謂“令”，有“使用”意。使用什麼？使用方法或手段。之前，柳宗元說：“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指，如果“王法”完備，那就必定離不開調查：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也需研究：這究竟是對還是錯。可以這樣說，調查研究，就是“調”的方法和手段；也只有在這個過程中，“情（事實）”、“理（道理）”得以清楚，爲化解與消除矛盾，奠定客觀基礎。 根據以上分析，柳宗元“以人爲本”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凸現出來了。
細分一下，至少有這麼兩點，依然有現實意義與啓發作用：
（一）珍愛生命。在《駁復仇議》中，我們不僅看到了柳宗元對犯法官吏的無比憎恨，也注意到了他對百姓生命的無限愛惜。他駁陳子昂，是用譴責的筆觸去寫的，比如“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矛頭直指陳子昂的助紂爲虐，認爲，他“反以爲戮”，開了“濫”殺之戒，真正是“不議曲直”、“暴寡脅弱”，喪失了起碼的人性與良知。柳宗元對死難者的同情，在其他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在《答元饒州論政理書》中，說，“敝政”使“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在《捕蛇者說》中，控訴賦斂之毒，導致“死者相藉也”；再如《非〈國語〉·戮僕》篇，柳宗元批評晉中軍司馬魏絳不殺公子而斬其僕，是“害無罪”、“非能刑”、“不亦甚乎”！
（二）聯繫羣衆。在《駁復仇議》中，柳宗元說，作爲一個“守禮而行義”者，徐元慶絕不會與“王法”爲敵。他之殺趙師韞，直接原因是趙“虐於非辜”；間接原因，在於“執事者”的不聞不問。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柳宗元認爲，人民是有反抗的力量的；另一方面，爲了避免對立面的擴大，柳宗元又提出了一個非常迫切的任務，即，要加強與人民羣衆的密切聯繫。他論述道，一部完備的“王法”，對執政者要提出較高的要求：見民生不能不聞不問，而應“刺讞（定案）其誠僞，考正其曲直”；甚至，還應反思，爲自己沒能聯繫好羣衆、使人民受惠而“有慚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