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第一段：花朝節過後 城中餘寒猶厲的景象
第二段：2月22日滿井的早春景色
第三段：物我交融（議論）
袁宏道生於江南（湖北公安）。北國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遊興。文章的第一段，就寫了這種欲遊不能的苦惱。早春二月，乍暖還寒，這對北方人來說本不足爲奇，但對一個在江南長大的人來說，卻是不可忍受的。作者從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則是他親身的感受和體驗了。一個“餘”字，一個“猶”字，兩相映襯，把寒流不肯罷去的情狀描述無遺。那麼，其具體表現是什麼呢？作者用了極其簡練的語言來描繪：“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不說“寒風”“冷風”而說“凍風”，意在說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對“燕地寒”的敏感。這樣惡劣的天氣，只好“侷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從“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來看，作者不知做過多少次嘗試，都無奈而歸。
第二段是全文的主體部分，寫郊遊的所見所感。“欲出不得”的壓抑並沒有打消作者出遊的念頭，反而激發了他出遊的熱情。等待“天稍和”，作者就偕同“數友”，如脫籠之鳥，飛出城門，來到郊外。但見長堤高柳，大地回春，空曠遼遠，一派生機。作者寫景，主要寫了水光山色，柳條麥田，以及遊人的歡欣，魚鳥的“悠然自得”。其中寫水寫山的部分是重點。作者先用白描的手法刻畫，“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繪出初春水光；“娟然如拭，鮮妍明媚”畫出春山之態。然後，分別用兩個長句作喻，水如新開之鏡，山如髻鬟始梳，新奇而生動。寫柳條突出其“將舒未舒”的姿態，寫麥田說其“淺鬣寸許”，都是典型的早春景緻。寫人雖寥寥數語，卻頗爲傳神。“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將品茶、飲酒、騎驢觀賞諸畫面合爲一組鏡頭，雖曰“未盛”，已是熱鬧非凡。更有曬太陽的鳥，吸水戲浪的魚，它們的快樂不亞於遊人，彷彿羽毛鱗鰭之間“皆有喜氣”。最後作者總括一句：“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這一句迴應首段，是對自己冒寒出遊的肯定，並對“城居者”困坐京城不知大好春光表示惋惜。
文章最後一段以議論作結，再次表明作者寄情山水的興趣。“不能以遊墮事”，這是對那些熱衷仕途功名的官僚而言的。至於作者本人，本無意於在政治上進取。何況他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教官，當然可以“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惟此官也”，既是自嘲，也是自傲。“餘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記？”這完全是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的口吻。但所不同的是，柳宗元果然一遊再遊，寫出了《永州八記》；袁宏道也許再沒有重遊滿井，因爲第二年八月，他就告假回鄉，過上了隱居的生活。以後雖又出仕，終非所願，年僅四十二歲病逝。
1．郊田之外未始無春：一個孤獨者的漫步。
“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一句，是本文的畫龍點睛之筆。這句話看似爲作者不經意之談，是在爲自己出城郊遊找藉口，實則大有深意。袁宏道25歲中進士，不受官，請假歸家，又與兄宗道、弟中道遍遊楚中，縱情山水，訪師問學，可見他追求自由的天性。袁宏道的遊記散文，也充滿了疏放不羈的精神，是對大自然的熱愛，是對官場的厭倦，是個性的張揚和抒發。他是一個漫步郊原的孤獨者，“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遺落世事，在與自然風物的對話中，感受自由的可貴。
2．白描的筆法。
作者寫景，不堆砌詞藻，而是用極爲簡練的筆法勾勒出來。如寫水爲“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寫柳條爲“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這種表現方法，沒有誇張、渲染和烘托，而形象卻鮮明如畫。
3．擬人的寫法。
作者寫山，用倩女新妝作喻，寫魚鳥，說它們洋溢着喜氣，都是用了擬人的寫法。這種表現方法，可以增加景物的動感或“靈氣”，同時也融入作者的主觀情感。把景物擬人化，是袁宏道常用的寫景方法。如他說蘇州虎丘“如冶女豔妝”（《上方》），寫杭州西湖爲“山色如娥，花光如頰”（《初至西湖記》）。在《滿井遊記》中這種寫法也很突出。
4．比喻的妙用。
比喻的表現方法雖然很常見，但袁宏道運用起來自有他的新奇之處。在這篇遊記中，比喻大多是用來寫景的，如上文分析過的寫水寫山的句子；但也有的是寫人（自身）的，如形容自己出城遊玩爲“脫籠之鵠”。這些比喻都很恰當，因爲是出自作者深切的體會和感受。
練習說明滲透的感情
這篇遊記寫初春景象，抓住了乍暖還寒、萬物復甦的特點。如“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一句，寫出了柳枝初展的神韻。熟讀課文，試找出幾處這樣的景物描寫，略加分析，想一想，作者在這樣的描寫中滲透了怎樣的感情。
設題目的是讓學生在熟讀課文的基礎上，體會本文寫景的特點。
文中這樣的景物描寫還有幾處，如“土膏微潤”，寫冬去春來大地解凍復甦的情景，簡練而傳神；“冰皮始解，波色乍明”，寫天氣轉暖湖冰消融的情景，令人精神爲之一振；“麥田淺鬣寸許”，寫麥苗破土初芽的情景，準確而生動。作者在這樣的描寫中，無不滲透了對春回大地的喜悅之情，對自然界重新煥發生機的欣賞和讚美。
幾例運用比喻
本文在記敘描寫中多處運用比喻，比如作者將初春曠野中的自己比作“脫籠之鵠”；“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以新開明鏡比喻新綠水波，寫出了水光的明麗，貼切而有新意；“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以新妝倩女比喻被晴雪洗過的山巒，寫出了春山的“鮮妍明媚”，生動而又傳神；“麥田淺鬣寸許”，以獸頸之毛比喻還沒有長高的麥苗，簡明而又形象。
助詞“之”的用法
下列三組短語中的“之”字，有的表示修飾關係，可譯成“的”；有的表示限定關係，可譯成“以”；有的起舒緩語氣的作用，可不譯。試加以辨析，並說說這些用法現在是否還在用。
設題目的是讓學生注意課文中助詞“之”的用法，體會它在結構或語氣上的作用，並作一些古今對比，加深印象。
一室之內 郊田之外（表示限定關係，可譯爲“以”。這種用法現在的書面語中還常用，如“四海之內”“國門之外”。）
脫籠之鵠 曝沙之鳥（表示修飾關係，可譯爲“的”。這種用法現在的書面語中也常用，尤其保留在成語中，如“驚弓之鳥”“一丘之貉”。以上兩種，也都兼有舒緩語氣的作用，但主要起結構作用。）
倩女之面 髻鬟之始掠（起舒緩語氣的作用，可不譯。這種用法現在已不用。）
對比《記承天寺夜遊》
1、
蘇軾心懷報國之志，而報國無門，被貶謫在外，自己得不到重用。實際是借夜遊來排遣心中的苦悶。自己閒是不得以的閒。2、袁宏道個性志在遊山玩水。寄情山水之中。他的閒是生活如他所願。自得其樂的閒。是發自內心的自由自在的閒情逸致。
一、
學習本文，應重點引導學生把握作者個性化的寫景抒情風格，並結合完成課後練習，體會本文白描和擬人手法的運用以及比喻句的表達效果。教學中，可以以提問的方式爲主，輔之以必要的解說或訂正。
二、
袁宏道的山水遊記更注重對大自然的客觀描寫，也揭示出人們遊山玩水的愉悅心情，這與唐宋時代的遊記重寄託重理念的寫法完全不同。可將本文與本單元前幾篇課文作比較閱讀，體會它們的不同特點。袁宏道的遊記散文現存九十多篇，成就很大。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找來選本作擴展閱讀。
三、
組織一次春遊，仿照本文的風格寫一篇遊記，要求語言簡練，寫出獨特的感受。
有關資料公安派（胡小偉）
公安派，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爲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爲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
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曆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爲
李夢陽、
何景明爲首的“前七子”及
王世貞、
李攀龍爲首的“後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
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曆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
徐渭等實際上成爲公安派的先導。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爲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
①反對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衆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於通俗，這是因爲“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衝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
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於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爲“出自性靈者爲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於箴銘後》），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着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爲“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爲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爲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讚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爲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雲霧”（《公安縣誌·袁中郎傳》），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衝口而出，不復檢點”，“爲俚語，爲纖巧，爲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爲公允之論。
（選自《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