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創作

作者：佚名 龔自珍的文學創作，表現了前所未有的新特點，開創了近代文學的新篇章。龔自珍認爲文學必須有用。他說，“曰聖之時，以有用爲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同年生吳侍御傑疏請唐陸宣公從祀瞽宗……》）。指出儒學、政事和詩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認爲詩和史的功用一樣，都在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文章、詩歌都和史有源流的關係。他認爲《六經》是周史的宗子；《詩經》是史官採集和編訂起來的，而且“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羣史之支流”（《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七》）。因此，選詩和作史的目的，都是“樂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進行社會歷史批評。所以他把自己的詩看成“清議”或“評論”，“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雜詩，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夜直》）。從這一詩論觀點出發，他認爲詩歌創作的動機是由於“外境”即現實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文章”（《與江居士箋》），不得不然。而創作方法則和撰史一樣，應利用一切歷史資料（《送徐鐵孫序》）。龔自珍的詩和他的詩論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範水的沉寂局面，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着眼於現實政治、社會形勢，發抒感慨，縱橫議論。他的詩飽含着社會歷史內容，是一個歷史家、政治家的詩。他從15歲開始詩編年，到47歲，詩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己亥雜詩》）。這些“精嚴”而“字字真”的少作，雖然都已失傳，但當時卻是針對政治腐敗和官僚庸俗的“傷時”、“罵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視爲“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幾次戒詩。 嘉慶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開始戒詩，次年夏因考軍機章京未被錄取，賦《小遊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編了兩卷《破戒草》後，又發誓戒詩，“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正是憤慨於他的詩不能爲腐朽庸俗社會所容忍。所以後來他又破戒作詩。龔自珍詩今存的600多首，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後的作品，主要內容仍是“傷時”、“罵坐”。道光五年的一首《詠史》七律是這類詩的代表作。詩中詠南朝史事，感慨當時江南名士懾服於清王朝的險惡統治，庸俗苟安，埋頭著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爲稻樑謀”。詩末更用田橫抗漢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誘騙文士的用心：“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釋言四首之一》，憤怒反譏庸俗官僚對自己的誹謗，“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對自己的嫌棄，“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詩人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害，統治階級的昏庸墮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疚，如“只籌一纜十夫多”、“不論鹽鐵不籌河”等，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龔自珍更多的抒情詩，表現了詩人深沉的憂鬱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觀中，寄託着詩人清醒的志士孤憤，抒發着對天下死氣沉沉的深憂。在詩人的許多作品中表現了重重矛盾。作於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詩相當集中地表現了詩人思想中的矛盾。詩中有逃向虛空的消極因素，更多的積極意義在於詩人對無可奈何的現實社會環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因而在《己亥雜詩》“少年尊隱有高文”、“九州生氣恃風雷”二詩中，他確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時代變化必然到來，希望“風雷”的爆發，以掃蕩一切的迅疾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氣沉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