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經歷

作者：佚名 諫吳王書 鄒陽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社會經濟逐漸恢復發展、思想文化相對自由，同時也是各種社會矛盾潛滋暗長的時期。承秦之衰，爲了迅速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社會經濟，劉漢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黃老學說，實行無爲而治。到文帝、景帝時期，經濟上，社會生產力有所發展，出現了封建史家所豔稱的“文景之治”；政治上，劉漢皇朝日加鞏固，但諸侯王的勢力也在擴張，分裂因素不斷增加;思想文化上，諸子之學復起，士人的活動有一定的自由度，雖然不比春秋戰國時期任意馳騁，“合則留，不合則去”，但也可以講議集論，著書立說。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大約於文帝中期，鄒陽與著名賦家枚乘、嚴忌(即莊忌，爲避漢明帝劉莊名諱改)等先後應聘至富庶的吳國。吳王劉濞是漢高祖劉邦之侄，漢初封於吳地3郡53城，地理位置優越，擅漁、鹽、銅山之利，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實力已經相當強大。國富起異心。吳王劉濞招致流亡，延攬賢士，謀奪帝位。鄒陽至吳之後，吳太子赴長安朝見文帝，與皇太子博戲，無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棋盤)砸死。當時御吏大夫晁錯又向漢景帝建議削弱諸侯王封地。這些使得吳王劉濞怨恨之餘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結其他諸侯王以及閩越、匈奴等，伺機叛亂。鄒陽微有察覺，寫下《諫吳王書》進行規勸。因他是吳王門客，其時叛亂尚未發動，所以只能隱晦曲折地加以勸說，文多隱語，常於言外見意。儘管如此，在文中他還是不無憂慮地指出，如若輕舉妄動，“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從《諫吳王書》可以看出，鄒陽既有維護諸侯王地位的動機，又見微知著地認識到中央集權的不可逆轉，具有維護國家統一的思想。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戰國遊士的風氣已不能照舊存在下去。然而吳王劉濞剛愎自用，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於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聯合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諸侯王，以“誅晁錯、清君側”爲名，發動了“七國之亂”，但很快被漢兵打敗，身死國破。 鄒陽勸諫吳王后不久，即與枚乘、嚴忌離開吳國，來到待士甚厚的樑國。樑孝王劉武爲漢景帝同母弟，原爲代王，後改封淮陽王，於公元前168年又改封爲樑王。因仁慈孝順，被追諡爲孝王，後人稱之爲樑孝王。在七國之亂時，樑孝王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央，爲維護西漢王朝的統一立下了大功。樑孝王因功勞顯赫，再加之受竇太后的寵愛，被授予天子旌旗，權勢“擬於天子”。因此故，他動了謀求帝嗣的野心，大力招賢納士，天下文人名士也齊趨樑國，鄒陽與公孫詭、羊勝、枚乘、司馬相如等都成了座上客。在羊勝、公孫詭等人的慫恿、策劃下，樑孝王在謀求帝嗣上採取了一系列實際行動。不過，這受到漢大臣袁盎等人的強烈反對，樑孝王盛怒之下，派人刺殺了袁盎及其他與議大臣十餘人。 鄒陽死後，歸葬故里臨淄。在清朝咸豐元年(1851)正月，臨淄知縣鄒崇孟立漢鄒陽故里碑。《臨淄縣誌》有記載：“鄒陽故里，在辛店莊，有碑尚存。”碑文曰：“大清咸豐元年正月，‘漢鄒陽故里’，臨淄縣知縣鄒崇孟”。後人有詩曰：“招賢納士漢樑王，善辯鄒陽是智囊；總有小人羊勝妒，一腔血淚著華章。” 上書洗冤 起初，樑孝王謀議殺袁盎等大臣時，鄒陽持反對態度。羊勝、公孫詭本來嫉妒鄒陽之才，於是就利用機會向樑王進讒言，導致鄒陽下獄論死。鄒陽“恐死而負累”，留下惡名，爲後人所詬病，就從獄中上書樑孝王，即《獄中上樑孝王書》，以自我表白。這是一篇爲自己辯誣的作品，當是時，鄒陽“情至窘迫”(《古文觀止·鄒陽獄中上樑孝王書》文後評語)，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樑孝王聽信讒言將其下獄，若直說自己無罪，則等於直斥樑王昏聵，處境將更爲不利。 另一方面，若不將樑孝王偏信讒言說明，則又無以自白無辜。爲此，鄒陽採用了高超的表達技巧，首先拈出“忠無不報，信不見疑”，從“忠、信”二字入手，避開正面指斥，廣徵史實，論“讒毀”之禍，表述自己“忠信”的心跡。接着，從知人與不知人處落墨，說明要知人就不能聽信讒言，而應警惕黨人橫恣的道理。最後，用大量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爲證，勸諫樑孝王真正信用賢才，“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如此天下士人才能真正爲所用。該文比物連類，文采飛揚，詞多偶儷，語意層見覆出，情意懇懇；又鋪張揚厲，意多慷慨，有足悲者，給人以戰國縱橫家的韻致。雖然文章所論忠信，觀念陳舊，但仍不失爲一篇千古名文，後被收入《古文觀止》。 樑孝王看到鄒陽的上書大受感動，馬上釋其出獄，並向他深詞謝罪。當時，樑孝王派人刺殺袁盎等大臣的陰謀已經敗露，招致漢朝大臣千夫所指，也引起景帝不滿。羊勝、公孫詭被迫自殺，樑孝王也膽顫心驚，深恐朝廷追究。在這危急關頭，樑孝王覺得鄒陽可用，就令其攜帶千金，設法不讓朝廷追究自己的責任。鄒陽受命後，首先找到以奇計見稱的齊人王先生。受其指點，他趕赴長安，見到景帝王皇后之兄王長君。鄒陽雖爲樑孝王說項，卻處處站在王長君的角度以利害出之，危言聳聽，終於說服了他。然後王長君出面，說服景帝不再追究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