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冤

作者：佚名 文學史對佺期公“又皆謅事太平公主、張易之等貴佞”這一說法與史實並不相符。《通鑑紀事本末》中670年到705年李唐王朝內部所發生的一切政事和宮庭之議，猶其是在武后當政和太平公主參政的30多年中，史事、政事、幃事所涉所記之人愈千，但直接提到沈佺期之處很少，只間接說過他與宋之問同爲上元進士，同作協律郎和考功員外郎，同是當時著名宮庭詩人。宋因太平公主事受牽連，流放途中詔斬。至於結交張易之事更是隻字未提，“又皆謅事太平公主、張易之等貴佞”一說何年何月出自誰人之口，已無考證。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太平公主、張易之案在當時是鐵案，如佺期公真參與其事，睿宗時是不會平反的，因爲此二人也是睿宗李旦的死敵。 但沈佺期在公元705年被流放灌州卻是事實。爲什麼被流放了呢？究竟是什麼原因？這兩問於史可以不究，於沈氏族人，猶其是佺期公的後人，不考證清楚終是遺憾。作爲佺期公之第49代孫，爲族計，從公詩中也能找出一些沉冤不白的依據來。既然是考證，總還要有證據才能說明問題吧。 佺期公《被彈》一詩中首先就說“知人昔不易，舉非貴易失。爾何按國章，無罪見呵叱。”這四句說得很明白，前兩句是感嘆語，大意是舉人非賢，反受其誣。後兩句是說他是被他曾經舉薦的人彈劾和審訊的，而審訊他的人又不遵守當時法令，小人得勢，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強加於他。接下來是說“少以文作吏，手不曾開律。一旦法相持，荒忙意如漆。”意思是說初入官場時他是爲皇帝做應制詩的，以專業爲主，並不懂得官場上的爾虞我詐，無端獲罪，不知所措。是一種遭到打擊後的反思。造成佺期公真正獲罪下獄流放的原因按文字考證和分析有三條。一是年輕、性耿、才高、寵久，遭人妒嫉。佺期公很年輕時就中了進士，入了官場，爲人耿介，不講究爲官之道，愛說直話得罪人，又因武皇時期經常跟侍皇親國戚左右做詩，鋒芒畢露，遭人妒忌。“平生守直道，遂爲衆所嫉”就是很好的例證；這樣的事在今天都是屢見不鮮的，何況是在封建社會正繁榮昌盛的時期呢。“盛時無大事，朝臣各猜肄”歷史上是不足爲怪的。二是在做給事中或尚書任上犯了“後官不反前官恥”的禁忌，樹了對頭。按佺期公詩中自述，他是一個性守安靜，生活謹嚴的人，在做高官時不收門生，不結朋黨，缺少做高官的底層基礎，對前任做錯的事不蠻不隱，該糾即糾，該翻就翻，有點一意孤行，“任直翻多毀，安身遂少徒”就是說的這些。有一點可以看出來的，他得寵時得罪的人太多了，以至於遭到彈劾後朝中沒有一個人出來爲他說話，大多數人落井下石，正於他在詩中所說的“萬鑠當衆怒，千謗無片實。庶以白黑讒，顯此涇渭質。 他可能犯了官場衆厭。三是遭受了池魚之殃，做了宮庭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值得一提的是，柬之政變、韋后干政、武則天卒這三件大事都是發生在神龍元年（705年）的1月、2月和11月，1月以後時年已82歲的則天武后就被迫移居洛陽上陽宮，她在長安的一批親信舊臣遭到了全面的洗劫，佺期公也在洗劫之列。韋氏干政後，大肆捕殺武周人物，大“罪”者、證據確鑿者多遭詔斬，餘者下獄愈千之衆。佺期公之所以未遭詔斬，是中宗下了一道聖旨對武周大臣不能濫殺，“聖旨垂明德，冤囚豈濫誅”是也；再就是因爲所誣之人尚無確證。 綜上所述，一、二原因只是表面現象，正真下獄的原因是第三個，那就是他所跟隨的主腦人物（武皇）退出了歷史舞臺，而且是被逼退出的，新的權貴是不會放過舊時人物，何況韋氏又是一個報服心很強的惡毒女人，中宗在貶房州的路上曾跟韋氏有過承諾，一旦掌權，任韋氏參政議政，佺期公是武皇時期的寵臣，武皇對韋氏一向看不起，她倆雖然是婆媳關係，但主要的還是政敵關係，韋氏能放過武皇時的寵臣佺期公嗎？顯然不能。有人彈劾他有此劫，無人彈劾，他仍難逃此劫。 與佺期公同時受到牽連的家人有兩個年幼的兒子和兩個哥哥、三個弟弟。他在獄中受盡了折磨，經常遭到獄卒用刑，獄中環境很差，臭蝨橫行，三天不能吃上一餐飯，兩個月沒有梳頭。時值盛夏，又得了瘧疾，差一點被折磨死了。但是因沉冤不白，意有不甘，洗冤雪恥的決心支撐着他挺過來了。公元705年秋，他從長安出發，經四川、湖南、雲南輾轉了一年的時間，纔到達貶地灌州（今越南北部），他在流放之地生活了五年，公元710年接到平反通知從灌州北上，711年到達長安就任新職，做了個閒官，他寫的《回波辭》說得很清楚“回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