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政舉措

作者：佚名 政治 政通人和 任用酷吏讓武則天背上了罵名，在武則天的統治穩定之後，武則天開始啓用酷吏。爲鞏固統治，武則天使用嚴酷手段。爲掌握國家統治大權，她毒死了已立爲太子的親生兒子。稱帝第二年，武則天便用兩大酷吏之一的來俊臣殺了另一個酷吏周興；至萬歲通天二年（697年），殺死來俊臣，結束了酷吏政治。 在用人上，武則天爲了奪取政權，維護統治，任用酷吏打擊反對派；但是武則天還任用了很多賢臣來治理天下，武則天作爲一個政治家在歷史上以知人善任著稱，武則天一朝號稱“君子滿朝”婁師德，狄仁傑等著名的賢臣均在其列，後來的“開元賢相”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則天時期提拔起來的。武則天善於用人還體現在她在用人制度上的改革和創新，她改革科舉，提高進士科的地位；舉行殿試；開創武舉、自舉、試官等多種制度，讓大批出身寒門的子弟有了一展才華的機會。《資治通鑑》評價武則天；“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竟爲之用”。 武周都城 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年），以洛陽爲東都。此後高宗頻繁往返於兩都之間，直至在洛陽病死。武則天年684遷都洛陽，改洛陽爲神都，建立武周，705年唐中宗復辟，還都京師長安。她稱帝期間，除了長安元年（701年）十月至長安三年（703年）十月住在長安外，一直居住在洛陽。 武則天爲何選擇洛陽作爲武周的政治中心？司馬光解釋說：武則天害死王皇后、蕭淑妃以後，“數見王、蕭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舊唐書》亦載：“後則天頻見王、蕭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武后惡之，禱以巫祝，又移居蓬萊宮，復見，故多在東都。”其實，這並不符合事實。王、蕭兩人死於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此時距武則天定都洛陽，已近二十年。況且，武則天稱帝后，仍然在長安住了兩年。因此，僅僅以王、蕭兩人之死來解釋武則天定都洛陽，難免有牽強附會之嫌。 陳寅恪先生則認爲：“夫帝王之由長安遷居洛陽，除別有政治及娛樂等原因，如隋煬帝、武則天等茲不論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經濟供給之原因是也。” ，陳寅恪先生之說很有道理，武則天定都洛陽是由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以及洛陽的地理形勢決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就政治原因而言，武則天定都洛陽是爲了與李唐王朝分庭抗禮，近而實現改朝換代的心願。 武則天爲定都洛陽進行了一系列的精心準備。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改東都爲神都。688年，建明堂，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將僞造的刻有“聖母臨人，永昌帝業”字樣的白石進獻武則天。五月，武氏受“寶圖”，事南郊，告謝昊天，御明堂，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於拜洛前十日雲集神都。七月，更命“寶圖”爲“大授神圖”，封洛水爲顯聖，加特進，並立廟。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則天親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並依周制建子月爲正月，以“曌”字爲名。七月，頒《大雲經》於天下。九月，革唐命，改國號爲周，改元天授，在洛陽立武氏七廟。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關內雍、同等九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洛陽在政治上對武則天的重要性，還可以從徐敬業起兵時魏思溫的言論中窺見一斑。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業等以匡復廬陵王爲藉口，起兵反對武則天。當時，魏思溫建議徐敬業：“明公以匡復爲辭，宜率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遺憾的是，徐敬業沒有采納魏氏的建議，結果兵敗身死。陳嶽論及此事，嘆息道：“敬業未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爲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爲叛逆，不敗何待！”由此可見，洛陽對於武則天之重要，它實際上是武則天的政治大本營。 軍事 在軍事上，武則天時期基本維持了唐朝的疆域和地位，由於武則天稱帝前後殺了一大批能征慣戰的宿將名帥，更由於均田制的逐漸瓦解，使得府兵減少，國家防禦力量較弱，“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即由那時而來，導致在一段時間內對外戰爭頻頻失利，隨着統治的穩定又逐漸挽回了頹勢。 在西北，唐朝與吐蕃爲爭奪西域烽煙不息，安西四鎮時置時罷，高宗啓用裴行儉經略西域，於調露元年（679年）重置四鎮。垂拱三年（687年），正當武后忙於篡位時，吐蕃又佔領了安西四鎮，其前鋒直達敦煌。武后稱帝后的長壽元年（692年），武則天派王孝傑率軍收復安西四鎮，並遣軍常駐，從而結束了唐蕃在西域反覆爭奪的局面。 在北方，東突厥在唐太宗時期本來已經被滅，唐高宗在位時期突厥復興。調露元年（679年）十月，單于大都護府下屬突厥酋長阿史德溫傅、奉職率所轄二部反唐，和唐朝重新爆發了戰爭，雙方互有勝敗。武則天稱帝前，抗擊突厥的大將程務挺因替裴炎申辯被武則天殺死，突厥的入侵更加猖獗。武則天稱帝后第5年，即天冊萬歲元年（695年）十月，篡位的默啜可汗爲了爭取中原王朝支持遣使請降，武則天冊授他爲左衛大將軍、歸國公。後來默啜因幫助平定契丹有功而被封“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萬歲通天二年（697年）三月，武則天應默啜之請，將六州降戶數千帳送交默啜，並給他谷種4萬斛、雜彩5萬段、農具3千件、鐵4萬斤。聖曆元年（698年）六月，武則天命內侄武延秀前往突厥，準備娶默啜女爲妃。默啜以武延秀非李氏爲由不但不允婚，反而將其拘留，並揚言要用武力幫助李氏恢復唐朝。武則天起先命其內侄武重規等領兵45萬反擊默啜，但毫無成效。武則天不得已立其子廬陵王李顯爲皇太子，又任命李顯爲河北道元帥，招募士兵討伐突厥；但實際領兵出征的是副元帥狄仁傑。默啜得知唐朝大軍將出發，即將從趙州、定州掠奪的男女八九萬人全部殺死，一路殘殺百姓，飽掠而去。一些大將雖擁有重兵卻不敢逼近默啜。狄仁傑領兵10萬，到趙州時突厥人已經撤退，他一面安撫百姓，又嚴令部兵不得侵擾百姓，河北纔算安定。此後默啜恃強一再侵擾中原北邊，採取時和時戰的策略，雙方關係時好時壞。 在東北，武則天時期契丹崛起，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因營州都督趙文翽暴虐無道，契丹人松漠都督李盡忠，和舊城州刺史孫萬榮起兵反周，進攻河北地區。武則天三次派兵討伐，損兵折將，在奚和突厥幫助下才得平定，由此不難看出武則天時期軍事上的總體表現不及唐太宗時期。 長安二年（702年），武則天於庭州置北庭都護府（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破城子），取代金山都護府，管理西突厥故地，仍隸屬於安西都護府，鞏固了唐朝中央政府對西域地區的管轄。 經濟 武則天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提出薄賦斂、息干戈、省力役等主張以保障農時；在其執政的半個世紀中，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戶口數永徽三年（652年）爲380萬戶，到武則天退位的神龍元年（705年）增長到615萬戶。此時均田制開始瓦解，民戶逃亡現象開始普遍，武則天對此採取了相對寬容的政策，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不過民戶逃亡也使政府稅收受到了損失，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武則天爲了稱帝尊崇佛教，大修廟宇，建造規模宏大的明堂、天堂，這也加重了人民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