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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思想

作者:佚名 揭示理學和心學都存在着“重虛談”、“多議論”、“學而無實”、“學而無用”的弊端。   楊慎說: 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弊,其究也,以六經爲註腳,以空索爲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於(而效)小,學而無用,世以俗學以之。 “尊德性而道問學”,本爲《中庸》所謂,但宋儒中,朱熹主張以究理問學爲主,提倡研讀經傳,一依聖賢遺教去做,有偏重於“道問學”的傾向,陸九淵譏評其支離破碎;陸九淵主張學者從經典中解脫出來,求諸本心,認爲“學苛知本,‘六經’皆我註腳”,有“尊德性”的傾向,朱熹斥責其盡廢講學。自南宋朱、陸相爭以來,兩家之學漸成水火之勢,“宗朱者詆陸爲狂禪,宗陸者以朱爲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這對儒學發展影響甚大,誠如程敏政所說:“朱、陸之辨,學者持之至今。……其流至於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途,或淪於空虛、或溺於訓詁,卒無以得真是之歸。此道所以不明不行。” 楊慎在這裏則對朱、陸都進行了批評,指出陸學之弊在於“以空索爲一貫”,趨簡憑虛而入於禪,“學而無實”;朱學之弊在於“以雜博相高”,遺本溺心而流於俗,“學而無用”。在他看來,“經學之拘晦,實自朱始”,“新學(此指象山心學)削經鏟史,驅儒歸禪”,兩者對學術風氣和儒學的發展都產生了不良影響。這樣,楊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學。 對於當世流行的“道學”(即理學)和“心學”,楊慎亦持全面否定態度。他說:“道學、心學,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無高遠亢(言)妙之說,至易而行難,內外一者也。被之所行,顛倒錯亂,於人倫事理大戾。顧巾衣詭服,闊論高談,飾虛文美觀而曰:吾道民、吾心學,使人領會於渺茫恍惚之間而不可琢磨,以求所謂禪悟。此其賊道喪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亂民之儔,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學、心學之有?”他認爲儒學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內外一者也”,但承襲宋儒之學風而流行於明世的所謂“道學”、“心學”,儘管名稱不一,形式有異,而其實都是隻知“闊論高談”、“虛飾文詞”,只說不行,“教人領會於渺茫恍惚之間而不可着摸”的空洞無用之物。其惡果,一是欺世,二是亂民,故皆爲“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如此之“道學”、“心學”,根本背離了儒學的基本精神。 指出心學“削經鏟史,逃儒歸禪”,同時又明確點示理學同禪學也實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如其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頤“活潑潑地”之類的話就是以佛家語錄入章句,他說餘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欲求易欲,反爲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眼合眉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意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這裏所說的“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眼合眉入文字”是陳獻章(白沙心學)所爲。可見,在楊慎看來,“學禪家”而導致儒學之“理”難知,聖道幾晦,實是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通病。 此外,楊慎認爲,莊子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乃切要之言,丘長春所謂“世間之事尚不能究,況天下之事乎”乃正論。而邵雍、朱熹論天則是強不知爲知,實爲“妄說”。他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甘石洛下閎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之真面目歟?且聖賢之‘切問近思’,亦向必求知天下之事耶?”(31)他還對宋儒鬼神之論予以批判,指出朱熹對《中庸》所謂“鬼神爲德”之解有悖儒家作書之旨,曰:“宋儒解‘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既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跡’。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背馳矣?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地文字,又豈子思作書之旨乎?……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跡’諸說,移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所以,楊慎譏笑宋儒“雜博”、“支離”、“割裂”,如同“伎兒之舞迓鼓”,既“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33)如此,不流入禪,藉助於佛家之言以裝飾門面,又怎麼可能呢? 擒賊先擒王,對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批判最多最烈。   楊慎不僅從學術、思想的諸多方面批評朱熹,如在《陳同甫與朱子書》中譏朱熹自立門戶,在《文公著書》中責朱熹“違公是遠情”,在《俗儒泥世》裏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顛書》中批評朱熹文學藝術上的失誤,在《聖賢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學上的紕漏。如何等等,難以詳述,而且,他更一針見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學“失之專”,“失之專者,一騁意(己)見,掃滅前賢”,用其自己的理學思想來詮釋儒家經典,否定漢唐諸儒經說,以確立其自己的思想權威,而後儒不察,‘失之陋’,‘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高者談性命,祖宋人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這必然要導致“經學之拘晦”。 對明代中後葉風靡一時的陽明心學有所批判。   楊慎借雲南副使陳夢祥《六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的話,職責陳獻章“六經皆虛”論實“非聖人之蘊”,乃“佛者幻妄之意”。他說:“儒教實,以其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天下之實。陳白沙詩曰:‘六經緣在虛無裏’,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家之學哉!”楊慎更怒斥王陽明爲“霸儒”、“儒梟”,批評其以儒爲表、以佛爲裏,證性見心、“驅儒歸禪”,背叛了儒家的經義,說:“邇者霸儒創爲新學,削經劃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儔, 俾其易人,而一時奔名走譽者,……靡然從之。”他又寓莊於諧地對人們何以會對陽明心學“靡然從之”作了分析,引其友之語道: 餘友蔣兆暈芝善戲語而有妙理,嘗論講學之異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一出,新人耳目。如時魚鮮筍,肥美爽口,盤餚陳前,味如嚼冰,蟻而厭飫,依舊是鵝鴨菜疏上也。又如真旦看厭,卻愛裝旦;此北《西廂》聽厭,乃唱南《西廂》。觀聽既久,依舊是真旦、北《西廂》出也。公多與辯,但徐徐俟之。” 在《雲南鄉試錄序》中更揭示陽明集心學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諸說造成了明代中後葉知識界的空疏淺陋,謂:“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跡,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酒魂,陳陳相因,辭不辨心,紛紛競錄,問則口,此何異叟誦詩、閽寺傳令乎?究高者既如此,卑論者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恧焉,況三代之英乎!”
楊慎(1488~1559)明代文學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字用修,號升庵,後因流放滇南,故自稱博南山人、金馬碧雞老兵。楊廷和之子,漢族,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區)人,祖籍廬陵。正德六年狀元,官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實錄。武宗微行出居庸關,上疏抗諫。世宗繼位,任經筵講官。嘉靖三年,因“大禮議”受廷杖,謫戍終老於雲南永昌衛。終明一世記誦之博,著述之富,慎可推爲第一。其詩雖不專主盛唐,仍有擬右傾向。貶謫以後,特多感憤。又能文、詞及散曲,論古考證之作範圍頗廣。著作達百餘種。後人輯爲《升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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